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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8日 作者:admin [返回]

木棉花开

 

   李春雷

历史已经证明,梁湘是这座城市的英雄!而成就梁湘的正是任仲夷!

  他们之间肯定有着太多的故事和秘密,只是可惜无法探知了。但有一个细节让我感慨不已:多年以后,梁湘病重,八十多岁的任仲夷不顾年老体衰,多次亲趋探望。病危通知书下达之时,任仲夷正在医院输液,听到消息后,他马上拔掉针头,执意让家人搀扶着,赶到病房,紧紧握住梁湘的手,无语凝咽,老泪纵横……

  在采访中,我还听到一个任仲夷和袁庚的故事。

  深圳腾飞的同时,位于其西部一隅的蛇口工业区也以惊世骇俗之举引起社会瞩目。蛇口工业区隶属于国家交通部,管委会主任袁庚也是一位老干部,曾任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交通部招商局常务副总经理,此人有胆有识,敢作敢为。任仲夷经过多方考察后,深知此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干才,考虑到特区工作过于繁重,而梁湘又身兼两职,便以省委的名义向中央推荐袁庚拟任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中央组织部经过相关程序后,同意省委意见,并颁布了任命。

  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袁庚竟然拒不赴任。他表示蛇口的改革试验刚刚全面启动,自己不愿离开。另一个原因是自己与梁湘性格相近,一山二虎,恐生矛盾。更主要的是本人无意为官,决心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作一些实质性的探索。

  任仲夷经过慎重考虑后,理解并同意了袁庚的请求。后来又反复向中组部解释,最终收回成命。

  不久之后,任仲夷主持省委常委会,专门为蛇口工业区制定了一个“31号文件,赋予四大特权,使之成为中国大陆上第一个真正实现政企分离的企业,为袁庚的改革扫平了道路。果然,蛇口很快便成为中国最先锋也是最鲜亮的改革试管

  如果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皇冠,那么蛇口就是这顶皇冠上的明珠。

  深圳和蛇口,梁湘和袁庚,相互避让,相得益彰,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那一年,青涩男孩郑炎潮还是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在读研究生,专业是经济学。

  这时候,他用自己的眼睛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马克思经典著作与广东现实之间竟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界定,个体经济的雇工不能超过8人,超过这个数目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其性质是资本家剥削。根据这个论断,国家对个体经济的帮工和学徒数目进行了明确规定,不允许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但是,广州的现实情况却是大相径庭,几百年通商口岸的历史在这里积淀了丰厚的经商传统,政治气候稍稍回暖,以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个体户已在街头巷尾星火重燃。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与港、澳地区联系的增多和外资企业的逐渐进入,以服装、皮具、电器、餐饮等行业为主的大量家庭作坊和私营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大,雇工数目何止8人,有的已经突破80人,甚至800人。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经济呢?他们都是新兴的资本家吗?

  此时,字在中国还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名词,官方理论界仍然坚持马克思的说法,言辞很是霸权,甚至杀气腾腾。他们说,个体企业的再扩大就是私营化,而私营化就是私有制,私有制就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经济,允许私有制经济发展,中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时,1981年12月30日,国务院又出台了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规定,舆论界蔑视其为盲流

  面对这种现状,郑炎潮很是担心,但这个课题却又强烈地吸引着他。于是,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研究生在毕业论文里悄悄地列出一章,开始专门探讨。他走街穿巷,对广州市超过8个雇工的个体企业进行了大量调查,为这种新兴的经济形式定义了一个名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无疑,这个概念太敏感、太越轨了。论文答辩前夕,导师明确告诉他,这一章必须放弃,如不放弃,答辩肯定不能过关,他也不能毕业,更分配不了工作。

  郑炎潮很迷茫,很痛苦,也很不甘心。这时候,他偶然听到一则消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很重视个体经济的发展,最近曾要求广东学术界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于是,19825月的一天,他突发奇想,把这一敏感的章节单独抽出来,买了一张8分钱邮票,用平信寄了出去。

 

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天之后,任仲夷的电话就来了。

  任仲夷的电话是亲自打给学校研究生院办公室的,说要找小郑。办公室人员根本没想到对方就是省委第一书记,说小郑不在,有什么事我们转告吧。任仲夷说这个事可没法转告,我要和小郑本人见面谈谈。于是就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让郑炎潮晚上与他联系。

  那一天晚上,这个平时羞与人言的农家小伙子忐忐忑忑地拨通了省委第一书记办公室的电话。

  您是任书记吧?

  是啊。

  我是郑炎潮,您打电话找我吗?

  是啊,我打电话找不到你呀。

  您有什么事吗?

  你的论文,我收到了,感觉非常好,我想约你谈谈这个事,你有没有时间来?

  好啊,我也想请教您啊。

  明天来吧,怎么样?我接你过来。

  不用接,不用接,我自己坐车就行了,我知道您在省委。

  你不用自己来,我派车接你。是我请你的嘛,怎么能让你自己来?

  郑炎潮的心激动得嗵嗵狂跳,他不敢想象省委第一书记的专车到学校接他会引起什么后果,他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秘密。于是就在电话里结结巴巴地解释着,坚持要自己去。最后,任仲夷只好同意了,并告诉明天下午3时在省委办公楼三楼办公室等他。

  谈起那一天,郑炎潮永远记得。

  第一次走进省委大院,而且是面见省委第一书记,对于这个乡下出身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离奇了,太紧张了。当走进那栋神秘的办公楼时,他愈发地双手颤抖,心如撞兔。他被领进了一间宽大且简朴的办公室,一位满头白发满脸皱褶的老者微笑着迎了出来,拿住了他的手,用力地握着。当他明白这一掌温暖,这一泓微笑就是任仲夷时,心底那一只惊慌的兔子竟然倏忽不见了,他猛地感到面前这位慈善的老者极像自己乡下的父亲。这位慈善的父亲告诉他,自己46年前上大学时,专业也是经济学,自己也曾对理论感兴趣,后来在战争间隙还写过一本书叫《政治经济学》……他们的话题就这样徐徐展开了。

  原来,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对新兴的个体经济和雇工经营不仅没有任何制止纠正,而且一直在努力为其争取着合法地位。上一年底,广东省工商局就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就在十多天前,佛山市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个体劳动者协会。

  郑炎潮结合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阐述。

任仲夷说:现在对于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首先就要正名,如果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那还怎么发展?马克思关于个体经济有一个“8人规定,但是到底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应该叫什么?我们也没有想好,刚好看到你的论文,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依据,我支持你!我们还要围绕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就叫作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从此,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正式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私营经济。

  接着,任仲夷深深地叹了一声:在中国搞学问不容易啊,有风险。

  是啊,导师提醒我有麻烦,答辩可能过不了关。

  你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书本,人家说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说你反马克思你就成了反马克思。

  我没有反啊,马克思也主张解放生产力,列宁还有新经济政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呢?

  不过你不要怕,时代在进步,你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选准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准了方向就要坚持下去,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

  ……

  窗外的木棉树在静静地谛听着,思考着。

  谈话时,任仲夷的眼睛一直在慈祥地抚摸着郑炎潮。据不少见过他的人说,任仲夷相貌清奇,最奇迥的就是那一双凸出的大眼:愤怒时猎猎如火,静思时深邃如渊,兴奋时明亮如灯。文革时,造反派画漫画,就抓准他这个特点,三笔五画,就是一副肖像。多少年后,郑炎潮永远铭记着那一双慈祥的眼睛,热热的,亮亮的,像一盏灯,在他的心底温暖了几十年。

  这次谈话之后,郑炎潮的论文答辩顺利过关。毕业后,他也走上了经济研究之路,直至成为一名广东优秀的经济学家。

  这一年,广东省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措施,并组建广东省和广州市个体私营协会,同时划分皮具、服装、美容、饮食、眼镜等行业分会,西湖路灯光夜市、一德路咸杂干果市场、文园电器城、番禺易发商场等专业市场纷纷成立。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一时间,广州成了个体私营者的天堂,成了试水者冒险家最早的乐园,大街上挤满了操着南腔北调,提着大包小包的外地批发商……

  喇叭裤、牛仔装、运动鞋、电子表、计算器、烫发头、迪斯科、邓丽君……“广式潮流引发的蝴蝶效应,像春风一样吹绿了全国城乡的角角落落,为正在从动乱和贫穷中走出的12亿国民送上了第一束五彩缤纷的时尚之花。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5年年底,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个体私营从业人员已经超过500万人。

  这五百多万名个体私营企业雇工,连同三资企业里的数百万打工仔一起,共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第一轮中国民工潮,汹涌澎湃,直至今天。

  他们为传统的中国带来了时尚,带来了财富,带来了活力,也带来了方向……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节,一棵初试天地冷暖的幼苗刚刚出土,或冻死荒郊,或傲霜凌寒,只要挺过惊蛰前的冰雪肃杀,她就是天之娇子,她就占领了整个春天。

  那是一个意识形态过分敏感的年代,,这几个金属般生硬的字块常常在天空中碰撞着,碰撞得火光四溅,铮铮作响,浓雾弥漫,空气中的每一丝颤动,都有可能引爆一场惊雷和闪电……

  1981年,广东旅游部门开始组织内地公民香港游,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批惊艳的眼睛。

  也是在这一年,香港歌星第一次来广州演出。按照多年的模式,歌者只能端庄地站在舞台上,对着固定的麦克风,像做报告一样表演。但是这一次却出了大乱子,唱到兴奋处,这位名叫罗文的著名歌星,一把抓过麦克风,拉起电线,在舞台上边跳边唱,指手画脚,摇头摆尾,煞是陶醉。这一下引来舆论大哗,各地报刊纷纷开炮,痛批资产阶级腐朽台风

  炮声越来越响,硝烟越来越浓,任仲夷不得不出面表态,马克思怎么说的?难道站着唱就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我们共产党的省委应该只管唱什么,不应该管怎么唱。

  东方宾馆最早开设了一家营业性音乐茶座,很是火爆。笙歌悠悠中,霓虹明暗里,青年男女在这里唱歌,跳舞,喝咖啡,广州人开始享受一个个温馨浪漫的彩色之夜。

  时尚渐起渐盛,街头巷尾处处飘起了港台流行的抒情歌曲,浓浓的情歌情调中,款款而行的是烫发头、喇叭裤、迷彩服、高跟鞋、超短裙……内地传言成虎:广州街头到处是美军(因男青年的迷彩服上襻多、兜多,类似美国军服)!到处是妓女!内地一位副省长来广州出差,看到种种场面,气愤得在旅馆里擂墙大哭:没想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一位老将军,更是跺足捶胸,仰天长叹:靠这一代年轻人当兵上战场,我们部队如何能打胜仗?于是向中央写信控诉,痛骂广东,坚决要求收复失地

  19814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来广州督导疏港(因广东进出口量剧增,港口吞吐量太小,致使不少外国货轮无法报关,在公海等候,形成国际纠纷),看到大街上的花花世界,这位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也有些担心,便以一个老朋友的口吻好言相劝:仲夷,还是管一管吧,北京议论很大啊。

  任仲夷半开玩笑地说:万里同志啊,我们要管大事,这些生活小事还是随他吧。留胡子,我们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就是大胡子。穿喇叭裤有什么不好,我们老祖先在唐朝就开始穿了。至于迪斯科,不就是蹦蹦跳跳扭扭屁股吗?男女并不贴身。我们过去跳交谊舞,可都是男男女女搂在一起的。在延安时,我们党的领袖们不是每个周末都举办交谊舞会吗?

 

  白天鹅是第一个来粤试水的海外来客。

  这是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由香港霍英东先生投资,设计楼高四十多层,是当时广州的最高建筑。可想而知,白天鹅从开工的第一天起,就引起国内舆论热议:共产党怎么能和资本家签约呢五星级宾馆里允许开妓院”……

  白天鹅本来是涉外宾馆,服务对象是港澳台外地客商,可是为了汇聚人气财气,1982年试营业时,霍英东决定向全社会开放。于是,门童的斑马裤、迎送小姐的旗袍、银制的餐匙、精致的牙签、室内的瀑布等等都惊爆了广州人的眼球。

  可好景不长,尴尬事接踵而至。原来不少广州人此时还没有见过牙签、餐巾等一次性用具,顺手就牵走了。当时卫生纸在普通市民中还未普及,因此酒店卫生间的厕纸也成了抢手货,一天就要补上几百卷。更让店方痛惜的是,一些男青年穿着时髦的带有铁掌钉的皮鞋,在大理石地面上随意踢踏,留下了难以修补的斑斑点点。

  宾馆不得不有所规定: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皮鞋掌钉者禁止入内,并在门口专设了拔除铁掌钉的工具和工作人员。

  这一来,引起举国诉讼,羊城内外,南北媒体,口诛笔伐,气势汹汹地围攻这一只刚刚出巢的白天鹅:根本不合中国国情,倡导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歧视国人,是旧中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翻版。

  霍英东忧心如焚,悔恨自己投资大陆过于冒险了。

  苦恼中的霍英东决定在白天鹅请任仲夷吃一顿饭,于是便试探着发出了一份请柬。

  身边人员劝说任仲夷,这种场合还是不要去了吧,一旦出席,明天的香港报纸就登出来了,北京也都知道了。你吃一顿饭,人家就会说你与资本家穿连裆裤,是把兄弟。

  他边打领带边笑哈哈地说:广州和香港不是把兄弟,而是亲兄弟,不仅合穿连裆裤,还同吃一个奶(指同饮珠江水)。今天亲兄弟请客,又是一个出名的好机会,我为什么不去?况且,谁规定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不能去五星级酒店呢?

  席间,面对着境内外的新闻记者,西装革履的任仲夷与港澳各界商人谈笑如故友,满堂生春风。

  霍英东喜出望外,唤来纸笔,请他题词。他环视大家:题什么好呢?稍稍构思,援笔立就,是李白的浪漫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白天鹅起飞之后,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利铭泽、李兆基等港商投资的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也先后落户羊城。接着,连官方的东方宾馆也扩建成了五星级。

  1985年,中国公布了大陆第一批五星级酒店,共5家,前4家全在广州。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几乎击碎了广东的春天。

  那是1982年的早春二月。

  广东率先放开物价等几项大胆的经济改革引起了各地恐慌,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国内流通渠道里原本十分匮乏的商品物资纷纷流向广东,周边几省惊呼广东是特区,我们变灾区,于是在省界各路口设立岗哨,严查过往物品和商贩。财政、经委、计委、税务、工商、外贸、物资等国家机关也叫苦不迭,因为当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而广东的市场经济是对全国一盘棋的巨大冲击。还有意识形态的开化和自由,也让内地省份视若洪水猛兽、瘴氛瘟疫。这一切,都使得中央高层屡屡震怒,甚至曾严厉斥责:任仲夷还是共产党员吗?

  风暴在云层里剧烈地酝酿着。

  伴随着经济的突飞猛进,广东沿海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走私现象。于是,走私事件便成了这场风暴的导火索。

  1982111日,中央以2号文件形式下达了一个《中共中央紧急通知》,矛头直指广东,言辞之烈,让人心惊肉跳: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首先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加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文件下达后,中纪委主要领导立即带队进驻广东,调查办案。

  不难想象,此时的南粤大地已是山水颤栗,群鸟惊飞。

 

  讲到大家最为关心的干部处理问题时,任仲夷霍地站了起来,深深地注视着在座的各位,双目炯炯似火,然后,慢慢地却是庄严地、斩钉截铁地承诺:只要没有往私人腰包里装钱,而是按照省委部署抓工作的,即使出些问题,也由省委负责,主要由我负责!

  这时候,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旋即掌声雷动,泪飞如雨。

  广东的那一批干部至今都在感谢任仲夷。他们说,如果任仲夷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官僚,或者是一个胸怀野心的政客,他完全可以顺着高端的旨意,严厉清查干部队伍,进行人人过关,撤职一批,判刑一批,甚至杀掉一批。他自己不仅可以金蝉脱壳,顺利过关,而且还可以博取上悦,邀功讨宠。如果那样,广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广东就没有今天!

 这一场风暴总算过去了。但是,有谁知道任仲夷为此付出的是一个怎样沉重的代价。

 那一年的秋后,中共十二大即将召开,以他的资历、能力、政绩和威望,本来已经被列入中央领导班子的考察人选,并很有可能出任十分重要的职务。但他到广东后的所作所为,在社会上引起了太多的是是非非,更惹恼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他的名字最终被删除了,并且永远地被删除了。

  历史上的改革者大抵如此。他们在冒险革除社会痈疽的同时,也往往革除了自己的前程。

  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

  在这香香臭臭、坎坎坷坷的雾途中,是任仲夷和岭南人倔强的背影。

  走私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将下放给广东的外贸进出口权收了回去,内地一些省市也采取措施,把广东运往各地的许多物资当作走私物品扣压、冻结。广东的供销人员到外省市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也受到冷落,有的还被当作走私分子看待,轻者搜去证件,重者无理扣押,有些省市甚至明确表示不准供销人员去广东做生意……

  全国各地的邮政部门对来自广东境内的邮品也格外虐待,随意拆封检查,在他们的意识里,广东就是全国黄货毒品的老巢,精神污染的源头。

  这种现象也渗透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在那些年拍摄的电视和电影中,几乎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大凡经济领域的反面人物都被刻画成了广东人,说一口粤语。这种现象甚至一直遗误到今天。

  一段时间,北京曾有这样的传言,要将任仲夷撤职,开除出党。

  经济特区的思路是邓小平提出的,但是几年来,他一直在观察,在思考,不否定,也没有肯定,他只是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

  境外不少媒体就此大肆渲染,夸大中共高层的分歧,说深圳只是一个试验品,很可能是牺牲品,最后肯定还要斩马谡。

  那些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正是全面探索时期,连国务院的官方文件中也表示要摸着石头过河。的确,在那个复杂的年代里,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处在那个敏感的位置上,任仲夷需要摸的石头太多了,不仅有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文化的,稍不小心,这些石头们就会突然飞起来,无情地砸破他的头。

  他的秘书琚立铭告诉我,年岁的逐渐增大,工作的极度繁忙,心理的重重压力,再加上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任仲夷的健康状况频频亮起红灯。他的牙齿早就全部脱落了,满口假货,吃东西很不方便,且极易损坏,常常要去看牙医。

  1983年春天,任仲夷明显感到心律不齐,去医院检查,连医生的脸都白了:他的心跳竟然每天比正常人早搏3万次。劝他马上动手术,他笑一笑,说自己身体好能抗得住,拒绝了。又劝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可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怎么可能呢?

  任仲夷的工作量之大让人难以想象。有一个细节可窥一斑,他在任期间极少乘坐轿车,他的专车就是一部12座的丰田面包。为什么?就是为了利用路途时间便于听取汇报和讨论开会。面包车就是一个流动的办公室,而他就是一台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每时每刻都在高速地高效地运转着……

 

 

  驾驶着羸弱的身躯,背负着繁重的压力,任仲夷像一个无所畏惧的孤胆英雄,高擎着自己的灵魂之火,透支着全部的生命能量,义无反顾地行走在广袤的岭南大地上。他在探求着一条道路,他在追寻着一个梦想。

  那是百姓的福祉,那是文明的微笑,那是人类的大道!

  ……

  他的胆囊又开始隐隐作痛了,愈加剧烈,发展到腹胀,厌食,疼痛难忍。

  1984年元旦过后,他被送进了医院。胆囊结石,严重发炎,必须马上切除,否则,腹背受敌,危及生命。

  手术开始了,所有的医生简直惊呆了,做了这么多例手术,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畸大的胆囊,畸大的胆囊被撑得鼓胀胀的,随时可能爆裂,像一个熟透的桃子。打开桃子,医生们更是叹为观止:里面塞满了16枚圆圆滚滚的结石,大的像鹌鹑蛋,小的似花生豆、黄豆、豇豆……

  哦,怪不得老家伙如此生猛,原来他的胆囊里揣满了石头!

  哈维尔说: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

 但在中国,政治是一个复杂、危险而又甜蜜、高贵的特殊职业,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大都只是在使用和享受着政治的特权和舒适,而很少去理解和履行真正的政治责任。实事求是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等等这些崇高的信条在官场学习了多少年,但真正执行到位的又有多少人呢?当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上司的私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敢坚持,而是乖乖地选择了后者。这种传统落后而又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一个大大的悲哀。

 其实,真正的政治家,并不仅仅是那些手握国柄、经略风云的股肱巨擘,而是每一个公务员,是不是在各自所处的岗位上尽到了应尽的社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有所欠缺,而任仲夷则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职上,竭尽全力,敢踩逆流,不避斧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岭南开太平,尽到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尽到的几乎全部天职。

  但他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阅尽沧桑,大彻大悟,洞察世事,知其能所为,亦知其不能所为。这就注定了他的一生是一位奋勇的开拓者、冒险者,同时又是一位清醒的孤独者、失落者。

 任仲夷退休的1985年,广东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国第一位。岭南大地已经全面发酵,物阜民丰,山河肥美,而只有他自己萎缩了。他的体重比上任时减少了近30公斤,身材也矮小了5厘米,他瘦弱成了一个干巴巴、颤巍巍的岭南阿公……

  卸任前,他又一次去了深圳。站在文锦渡口,眺望着两岸星河般灿烂的灯光,他笑了,他的笑容一如这星河般灿烂。

  他挥挥手,他要告别这一片灿烂的星河了。

  这是一次平静而隆重的谢幕……

  任仲夷退休时,中央本已安排他到北京定居。但是,他的感情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他决心把自己的余生交给这片土地了。

  生为岭南人,死亦岭南土。

  他的身体在一天天地衰老下去,像一株粗皴枯朽的木棉树,但他思维的枝叶依然滴青流翠,激情的火焰仍旧时时喷薄迸溅。而且愈到晚年,其情愈殷,其心愈烈,烈烈如火,殷殷似血。他用颤抖的双手高捧着自己滴血的心脏,向他的后人向这个民族奉献着最后的真诚……

  他惋惜邓小平的人生憾事主要是没有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在经济改革基本成功之际适时地进行政治改革。

  他大胆建议,中国可以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创办政治特区,例如把海南岛划分出去,进行民主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

  对于和谐社会建设,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慧解:组成,意为人人有饭吃;搭配,含义人人可说话。所以,和谐社会的基础应该是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社会民主,言论自由。

  ……

  哦,人之将死,其言亦善。让我们理解这位可敬的老人的一颗大爱之心吧。

 任仲夷晚年交往的多是思想界人士。

 20043月的一天,他突然吩咐儿子把家院的门槛锯掉。家人大惊,原来是北京的好朋友于光远要来了。于氏小他一岁,已经瘫痪,出行需乘坐轮椅。

 于光远到来后,90岁的他颤巍巍地推着轮椅上的老友,慢慢地在东湖边散步、聊天,累了,就坐下来,静静地看着湖畔晚霞般漫衍的猩红的木棉花,那是生命的火焰,那是岁月的叹息,那也是他永远的遗憾和隐痛啊……

  公元200711月,我去采访的时候,任仲夷已经逝世两周年了。

  我穿过繁华的广州街市,去银河公墓凭吊。浩瀚的碑群中,静静地矗立着一块普通的石碑,碑面上只是嵌刻着他的名字。如果不注意的话,来往的人们根本不会联想到他。可他的碑石似乎是一块奇异的磁铁,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和脚步。人们站在他的面前,垂首弓身,默默地致敬,或上前抚摸一下石碑,似乎在与主人对话,似乎在与主人握手。而那块幸运的碑石,早已被抚摸得光光亮亮的,像老人慈祥的笑脸。

  他的儿子告诉我,临终时,任仲夷早已不能言语,但意识里仍然半明半昧,交代完遗言后,似乎仍有牵挂,便用手指为笔,在儿子的手掌上哆哆嗦嗦地写字,让把生前所用的老花镜、放大镜、收音机、钢笔与他的骨灰放在一起。

  哦,可爱的老人,即使在天国里,他也在惦念着这片土地,凝视着这个民族……

  我相信,1000年之后,当广东的后人们在数念起20世纪时,仍然会敬重他的名字。

 岭南的疆土上肃立着数不清的木棉树,像一枚枚火炬,在默默地燃烧着……

 

网评:

1、驾驶着羸弱的身躯,背负着繁重的压力,任仲夷像一个无所畏惧的孤胆英雄,高擎着自己的灵魂之火,透支着全部的生命能量,义无反顾地行走在广袤的岭南大地上。他在探求着一条道路,他在追寻着一个梦想。 

2、人民不管你是什么主义,只拥护能让他们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愉快的主义。人民也不管你是什么官职,只爱戴能为他们谋幸福的官。任老是敢为天下先,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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