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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1日 作者:admin [返回]

粗鄙时代:丢脸也无所谓的中国人

 

强者愈粗,弱者愈鄙

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寻找小糖人》,讲述了美国民谣歌手罗德里格斯的故事,他在本土籍籍无名,在南非却成为年轻人反抗极权、冲破种族隔离政策的精神动力,而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话说这位罗德里格斯,因为唱片销量极低,被公司解约,回到家乡底特律,成为一名低收入重体力劳动者,干些拆房子、装修的工作。若在现代之中国,那绝对是文艺青年沦为“屌丝”的悲剧。可令人意外的是,这“屌丝”却坚持过有尊严的生活,还把这尊严和对生活的希望,传达给自己的孩子——经常带女儿们参观博物馆,看毕加索。

生活的贫困,没有压倒尊严与体面,多年以后,当南非寻圣者找到罗德里格斯时,他们并没有失望——那个昔日的先锋,现在瘦弱的老人,身上仍然散发着艺术的魅力,而不是“屌丝”的气息。

前一段,冯小刚狠狠地批了“屌丝”这个词。他发微博:一会讲中文的老外问我:“屌丝”是什么东西?我答:就是JB毛,是对境遇不堪者的蔑称。老外困惑,问:为什么你们的电视和报纸大量使用这个词?听上去像是在赞扬。我告诉他,我们这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老外彻底蒙了: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我们那虽然言论自由,但媒体绝不敢用这么恶心的词形容弱势群体。

这条微博引发了两极评论,有人认为冯小刚完全不懂这一流行词汇中的自我解嘲,想把底层人士开自己玩笑的权利都剥夺;有人觉得这词粗鄙至极,本不应该流传。

中国民众有自谦甚至自轻自贱的传统,以前自称草民、贱民,后来自称屁民,“屌丝”发明后,自我解嘲这条路,算是走绝了。

“屌丝”一词,固然有着玩笑的色彩,可也交织着自嘲、自我矮化与自我麻木。其背后,是对表面神圣庄严的一种反抗和解构,也是对合理生活欲求而不得的绝望。

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流行话语。

太多人自认“屌丝”的时代,是粗鄙的时代。十多年前,学者邵燕祥即著文指出:粗鄙化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

而现在,这个病愈加沉重。

多年以前,体面、尊严、斯文,在“大老粗”面前,不是被踏入尘土,就是沦为自轻自贱。嘲弄知识分子,鄙视文明的传统,并没有随着这个国家的改革而断绝,甚至高考热,现在看来,不过是现在公务员热的前传——人们真正想得到的,不是知识、文明和服务人民的机会,每个人都在下一盘功利主义的大棋。

在真正的文明不能大行其道的地方,丛林规则和粗鄙的举动便茂盛起来。在电视节目录制现场,干露露和母亲可以破口大骂;在三万英尺高空上,国人也可为一桩桩小事,在飞机上大打出手。

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生活的粗鄙化尾随相生。3月底,佛山一辆货车司机投诉遭到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和交警的殴打。执法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矢口否认。不料,货车上的视频装置分明拍下殴打的过程。还有什么比公然撒谎、糊弄公众更粗鄙的?更往前,“表叔”的教训,是让一些领导干部把名表藏起来;“房姐”事发后,公权力关闭了通过名字查询房产信息的通道。还有什么比权力的傲慢更加粗鄙的?当社会秩序的守护者野蛮无理,人们却无能为力时;当正常的社会价值观则不能建立时,体面就不再成为追求,丢脸也成了随意的事情。

最糟糕的,是那种“强者愈粗,弱者愈鄙”的粗鄙,它如同病毒一般,自我复制,不断扩散。

而很多年以前,还不是这样。

1966年9月3日的凌晨,翻译家傅雷和妻子,不堪折磨,在家中自缢。为防止踢倒凳子影响楼下的邻居,他们在地上垫上厚厚的棉被。

无论强者还是弱者的体面与教养,都已变得遥远陌生。而对体面与教养的摧残,或是开启“屌丝”时代的遥远的推手。

默契与共识下的优雅生活

自从开放台湾旅游与自由行后,经常可以看见或听到大陆朋友们说,去过台湾的感觉是舒服。我始终无法体会这种“舒服”是什么感觉,而我问过许多表达有舒服感觉的人,他们也无法说得明确。于是我开始细细地观察,台湾有哪些地方会让这么多大陆朋友感到舒服。(一个人在自己的环境中对所有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也就无知无觉了。)

于是,我开始发现,每当我回到自家的小区门口,门口的警卫总是会站起来跟我说“晚安”。在小区里见到其他住户,无论认不认识,也会相互点点头微笑。我家小区有接驳小巴到捷运站,上下车,人们都会跟司机先生说你好、谢谢。进出电梯,当手中拿着东西时,其他人会帮忙按电梯,男性会礼让女性先行进出。

曾经我带着来台湾自由行的大陆友人去夜市,由于是假日的晚上,夜市中挤满了人,摩肩擦踵像是沙丁鱼罐头,但是看到每个摊位前在如此狭窄的环境中,人们还是有序地排着队,友人惊呼“台湾人真是有排队癖呀”。

还曾经有一次,刚好遇上我喉咙发炎,实在痛到不行,于是跟友人商量可否绕道让我去看一下医生,本想安排友人在咖啡厅等,但对方好奇说想要去看一看,于是同行。看完病后,友人告诉我他的诧异,他说以为要花去半天的时间,没想到我只是在路边随便找了间诊所走进去,不但二十分钟已经看完病拿好药。他告诉我,在大陆看病是件大事,需要去大医院排队挂号、候诊、拿药,肯定是要花去大半天时间,而且小诊所是不会有人去光顾的。其实台湾的大医院人也不少,只是台湾的小诊所很发达,小病去小诊所,大病去大医院,相当程度达到了分流的效果。友人还说,诊所开给我的药都一包包按照分量分好,很贴心,这也是大陆没有的。

又有一次,友人临时有事需要延长在台时间,于是我陪着他跑派出所与移民署办理延签。到了派出所,警察立刻站起来很亲切地问我们有什么事,后来发现友人需要的证件不是在警察局办理,主动帮我们打电话到移民署询问,然后又很仔细告诉我们该要怎么办理,其间,友人还在派出所上了厕所,他告诉我,在大陆很难会有这种待遇。

这些林林总总,其实在许多人发表的文章中或是人们彼此之间的口耳相传,想来并不是十分陌生的情节。于是,下个问题是,为什么台湾社会可以有这样的氛围?如果单纯说“制度”使然,未免过于简化也粗暴,在我的思考与观察后,我认为关键是每个人对自己的重视。

根据我自己在两岸生活后的感觉,在台湾,我特别害怕“丢脸”。譬如,不跟人说谢谢,怕别人说我没礼貌、没教养;随口说脏话会被瞧不起;排队没有好好排会被群起攻之;在满地没有垃圾的公共环境中,我也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如果进电梯又推又挤会被人家瞪或翻白眼;公务人员如果没有好好服务会被民众投诉,而且还有可能被新闻报导。这种害怕丢脸的感觉使得我必须遵守规矩,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不会去想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很清楚不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

从上面的描述中,或许你会发现,这中间我完全没有提到“政府”做了什么干预,夜市里不会有警察盯着你排队与否,电梯里不会有标语提醒你要礼让,警察局不会挂上为人民服务的招牌,一切是那么的自然而然。

于是,下一个需要思考的是,这些行为准则从何而来?记录在哪本课本里?其实,绝大多数在生活中的默契与惯例是不需要行诸文字的,学校教育只会告诉你最基本的道理,其他延伸出来的就在于社会中每个个体彼此之间透过不同事件的讨论或争议,慢慢地形成了这个社会的共识与默契。

譬如,夜市的摊贩都会希望自己生意好,然而当整个社会的氛围都不喜欢无序时,摊贩就会思考怎样的经营形式可以让自己的生意符合社会环境,而夜市摊主们共同组成的自治会就会对所有摊贩形成一种有形无形的约束力。如果有一个摊位环境很脏,导致顾客生病,媒体报导,传出去的名声会是整个夜市,而不是单单哪个摊位,所以自己一定要先做好,否则自治会就会把自己赶出去。政府在这里扮演的只是监督者,当一个夜市中的摊贩都认为把自己做好,整体就会好,那么名气会好,生意自然就好,那么当然就不愿意自己成为害群之马。

因此,重视自己就成为这一连串正面效应的起点。

而重视自己这个概念的建立就取决于教育、制度。当一个人在一个群体里,担负义务也参与其中,也就是说这个群体的发展是自己的责任,自己也从中获益时,你可能不但很重视自己,而且还会变得很热心,会主动去维护这个群体。

台湾的教育核心很重视个人的修养,无论是从儒学或是现代化思维上,关于谦和有礼、积极参与社会、公民价值等多有着墨。而在社会里,人们可以发表意见的平台也不少,无论是媒体的民众投诉、民意代表或是政府首长的民众信箱,要不然就是透过互联网的社交网络,也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意见领袖。再加上政府机关、媒体、基金会、公益组织经常举行的各种民调,在透过各种意见畅通表达的过程中,一个人自然而然地会把这个社会当作是自己的,这是一种“效能感”的驱使,也就是说,当自己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里,虽然只是千万分之一,但自己的意见很重要,决定着某些事情的发展,自己当然会愿意为这个群体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而当这个共识形成,个体必然会有较为严肃的羞耻感。因为你认同这个社会对于是非善恶的标准与价值体系,而透过参与的过程你很清楚知道,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认可这套标准,这是因为个体的荣誉心凝结了社会整体的制约效果,在社会规范这个层次,已经最大程度维护了社会秩序。

另外,台湾社会各种宗教盛行,大多数台湾人即便没有纯粹的宗教信仰,但也大多都是听鬼故事长大的。台湾人普遍相信天地之间有股看不见的力量,会给予人们最终的奖惩,所以在许多刑事案件中,逃犯会烧香祈祷被害人不要来找自己报仇。更进一步的就是宗教劝人为善的力量。许多宗教领袖的名言嘉录,你或许可以在一间小面馆的墙壁上看到,台湾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而宗教信仰又最大程度可以化解人们在挫折后怅然有所失的心情,告诉人们这世间冥冥之中有它的道理,化解人们无名的争斗心、仇恨心。

当这一切都无效时,才需要动用到法律与公权力,所以在台湾街头少了因为公权力而产生的肃穆感,没有太多的铁栅栏,更少见军人或警察,特别一提,在台湾就连交通尖峰时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大多是义交(义务交通指挥者),担任者就是出租车司机。试想,当他们指挥交通时,肯定很能深刻感受到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带来的混乱,那么当他们自己开车时就不会随意地违规。这也是因为个人参与后体会了规则的重要性而对自己的制约。


我不免回头想想我在大陆社会生活的感受,其实大陆人对各种公共事务也有自己的看法,譬如我坐出租车经常可以听到师傅抱怨路段设计不良,但大多恐怕无能为力。网络上也有不少热心网友发表各种意见,但事情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而且得到有关单位响应的也不多。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信任的行为准则,也不相信法律具有公平性,这就会使得人们失去尊严感与荣誉心,没有默契又会使得人们互相猜疑,于是争斗、吵架、辱骂也就不稀奇了。

我一直很推崇优雅生活,说话轻声细语、行为举止不匆忙、排队时不用时刻探头担心有人插队、人与人之间相处彬彬有礼。这种状态需要的是社会整体也同时推崇方可达成,而这种共同的推崇需要有默契与共识,更需要对社会规范与法律的信任。没有了担忧疑虑,人才有可能优雅得起来,更重要的是,每个人要认可优雅是成功人士的条件之一,也相信优雅并不是金钱与权力所能给予,而在于个人修养。当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在金钱与权力之外,看不见的气质也是需要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个社会才有可能优雅与舒服。而这种状态的起点,仍是在个人内心里的那个价值体系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摆脱粗鄙化

Q=《中国周刊》

A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语系教授)

Q:您写过一篇《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的文章。在您看来,什么是粗鄙化?它是人们日常说的粗俗吗?

A:人们常常误以为粗鄙(rude)就是粗俗(vulgar),其实,这二者是不同的。简单地说,粗鄙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会对他人造成羞辱、伤害或侵犯,因此是一种公共危害;而粗俗则主要是个人的品位选择,如衣着、喜好、消遣娱乐方式等等,未必对他人或社会造成伤害。在公共讨论中,我们需要讨论的是粗鄙而不是粗俗。例如,孔庆东在视频节目上让纳税人“滚你妈的蛋”是粗鄙。但是,如果有的人在家里三朋四友地打麻将,彼此相熟,说话没大没小,嘴里不干不净,我们就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地对他们反粗俗。

我们之所以要谈论粗鄙,是因为它已经普遍化。

我有一位在曼谷生活了十几年的朋友有一次跟我说,她每次回到国内,就觉得不一样,总有人无缘无故地横眼看你,到店里买东西也常遭白眼,店员像对贼一样盯着你。医院里,人满为患,大家像一群动物那样挤来挤去。护士对病人吆五喝六,一点不体恤,也不尊重。在许多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到处不被当人看,要办点事,就得当孙子。这种感觉令人非常憋屈,特没尊严感。周围的人并没有对你做什么粗鲁的事,也没有粗俗的言语,但你就是觉得人际之间有一种“粗”的东西,那就是普遍的粗鄙。

一般来说,文明教养和文化程度越高,会对粗鄙越敏感,越反对。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一个社会整体越在意粗鄙,越反对粗鄙,也就越文明,越有教养。

Q:对于有权有钱者,他们的粗鄙化表现为什么?

A:有权有钱者粗鄙的关键在于他们是社会中的强者,强者因为强,所以有本钱对弱者粗鄙。粗鄙的本质上无视别人作为人的尊严,基本特征是无同情心、无视别人的感受,甚至暴力、残忍、故意伤害。有权势者不仅对弱者有粗鄙行为,他们自己也常常相互粗鄙对待。这在“文革”中司空见惯,许多“当权派”人物相互对待都非常凶狠、粗鄙——诬陷揭发、落井下石,把人往死里整,在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算一回事。

“文革”时,大家以“大老粗”为榜样,以施暴、害人为骄傲,争相效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就像今天美国的帮派社会里,不良少年以反社会的吸毒、斗殴、涂鸦为荣,为“酷”一样,并不觉得是道德偏离的行为。

只要有蔑视弱者,侵犯弱者的尊严的地方,就会有粗鄙。例如,“两会”期间,亿万富翁陈光标提议,没有受过9年教育者不得有生育权,这就是非常粗鄙的。以前奴隶主都没有规定奴隶不准生育子女的权力。许多没有受到9年以上教育的人不是自己不要上学,而是因为家里贫困或其他原因而上不了学。现在要对这些已经遭受不幸的人说,像你这样的人不配有生育权,只配断子绝孙。还有比这更侵害一个人尊严的吗?还有比这更粗鄙的吗?无视社会弱者作为人的尊严,把他们当下等人,不承认他们做人的起码要求,更不用说公民权利了,这是有权有势者最经常表现出来的粗鄙。他们衣着讲究,干净整洁、说话文质彬彬,看上去很体面,其实可能是灵魂很肮脏的粗鄙者。

Q:这两年,社会流行一个词“屌丝”,很多底层无出路的年轻人,以此自称。以前,人们自称“草民”,可“屌丝”比“草民”的自贬和自我嘲弄的意思要过分地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A: “丝”、“草民”、“P民”都是自我贬低的说法,是社会语言学家所说的“工具性粗鄙”或“实用粗鄙”中的一种。工具性粗鄙或实用粗鄙是为了某种实用目的而故意粗鄙,例如审讯、心理治疗会用粗鄙的言语或行为对人进行心理压迫、震慑、冲击。自我污蔑或污名化,这种弱势群体中非常普遍。

但是,拥抱污名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为弱者提供某种心理保护,但也可能让他们就此接受自己的低下地位,失去抵抗的意志。在污名与拥抱污名之间有一种暧昧的关系。弱者利用这种联系,一方面保护自己,争夺话语权,讲述“我是谁”,但另一方面,却又无能为力,不得不与压迫权力有所妥协。

Q:关于社会粗鄙化和反智化,您提到了邵燕祥先生的文章《普遍粗鄙化:当代的社会病》。邵燕祥先生认为,粗鄙化与1950年代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关,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多年,当年的行为,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下吗?

A:这个粗鄙世界的形成与1950年代后知识分子的遭遇有很大关系,他们变成了整体上说是失去了尊严感和荣誉感,变得讲实惠、功利主义、奉承、顺从,甚至寡廉鲜耻的一个群体。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知识、文化、文明都是遏制粗鄙的主要力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连一贯讲究斯文、重教养、有理性、守礼义道德的知识分子都不再遵守他们引以为傲的行为规范,甚至公然破坏这些规范,那么,这个社会的文明秩序肯定已经到了极难维持的地步。

人们看不起知识分子,反智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所谓反智,其实就是图实惠、看不起与人的心灵、精神、人格有关的追求。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早就不拿心灵、精神、人格当一回事了。民众鄙视他们也就谈不上是什么反智了,只是看不起他们的假正经和道貌岸然,妒忌他们在大学里的日子太好过吧。

有的知识分子的行为也实在太粗鄙,连一般民众都不会这么做。例如,光天化日之下,打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者耳光,在网上用极其污秽的语言辱骂别人,在网站做“三妈”之骂。当然这只是极少数,但却都是名校的教授,所以很有典型象征意义。

Q:现在,社会还流行着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嘲弄,您认为,知识分子真的得到过正确的对待了吗?

A:这种嘲弄是粗鄙的,也是社会粗鄙化的一个表现。我们不赞成骂“臭苦力”、“泥腿子”,也就不应该骂“臭公知”,这些说法都是侮辱性的。对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可以批评,但要针对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骂“臭公知”。“文革”中不分青红皂白地骂“臭老九”,现在不分青红皂白地骂“臭公知”,一样都是以谩骂代替理性的讨论,一样都是非理性的情绪发泄,一样的粗鄙。从“文革”到现在,国民素质并没有得到改善,社会的粗鄙化依旧存在,只是形式和内容有些变化而已。

Q:另一方面,从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开始,高考热、教育热也一直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为什么,这个社会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粗鄙化的情形仍然十分严重?

A:知识教育不等于道德教育,更不等于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

这个社会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粗鄙化的情形仍然十分严重,这只能说明,就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而言,学校的教育是失败的。

Q:知识不能遏制粗鄙,经济呢?中国古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发展不能有效遏制粗鄙化吗?

A:经济不能解决道德问题。我们以前宣传说,资本主义是万恶的剥削制度,经济虽发达,却造成了道德堕落和罪恶。“文革”时天天在讲“兴无灭资”,就是以反对道德堕落,让人们高尚起来的美好目标来做支持的。现在我们自己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经济好了,社会就会更道德吗?我要说会,你肯定要说我是个骗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只是一种推理,不一定是现实。

西方人也有类似的推理。例如,以前有人以为,只要一个人能在经济和需求上独立,不必依赖于他人,就能自由、理性地思想和独立作出判断。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财产权被当作人的神圣权利。后来怎么了呢?人们发现,有钱人考虑的首先是自己,他们根本不会在乎没钱人的利益,所以没钱人必须要有能为自己利益说话的机会,必须有他们的政治权利。于是,没钱人也争取民主投票和选举的权利,而且成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公民无分贵贱,在公民权利上人人平等。

什么是经济成功呢?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分配是否正义。对穷人来说,这种正义必须用政治权利来争取。否则富人就会粗鄙地对待他们,把他们当下等人,认为他们不配拥有跟富人一样的权利,连生孩子的权利都没有。

就算是对那些不算贫穷的普通人来说,经济的成功也不只是饭碗里有鱼有肉,穿上好衣服,用上家用电器,住上一套公寓,而是因为日子过得好,所以更自由,更有尊严。以前,每个人都靠国家分配的粮票、布票、电视票、家具票、供应证、单位分房,苦哈哈地过日子。现在经济发展改变了这个,功不可没。但是,在经济活动中释放出来的欲望和贪婪却可能成为一种极大的道德破坏力量,带来各种社会罪恶和堕落。法国思想家卢梭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讨论的就是这些问题。因此,经济上的成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后果,那就是不但没有给人带来更多的自由、独立、理性、尊严,反而让人成为金钱的奴隶,无限追求欲望的满足、变得骄横跋扈、自大狂妄、目中无人,这些也成为现在许多中国富人特有的那种粗鄙。这样的富人把无度的欲望满足当作幸福,并在追逐这种幸福的过程中变得人品猥琐、道德低下、心灵空虚,粗鄙地对待别人,也被人粗鄙地对待。

Q:您认为粗鄙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A:原因很多,很难说哪一个特别根本。有的看起来根本,其实只是因为比较明显而已。例如暴力化的强行拆迁、自私而粗暴地对待别人的生活资源,自己建工厂发财,弄得人家连可喝的干净水都没有,整村的人都生癌,把人往死路上逼,还不准人家上告,不准媒体报道。这种粗鄙的原因是政治不民主、人民无权利、社会不公正。当然还有经济市场唯利是图,法治暴力化等其他原因。暴力执法的城管、维稳的官员的粗鄙是根本不把下层老百姓当人对待。有一个视频,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以一辆三轮谋生,被好几个年轻的城管围住,要没收他的车子,老人连连叫这些小伙子“爸爸,爸爸”,哀求他们放了他,结果他们还是强行取走了他车里的电瓶。路人帮老者说话,一位年轻的女城管恶狠狠地对他们说,这就够便宜他的了。权力的粗鄙表现形式不同,但到处都有。

并不是所有的权力粗鄙都是这么显而易见,有的会隐而不见,因为看不清,所以人们会以为不要紧。而那恰恰可能是更加根本的。例如,权力把老百姓当傻子,当白痴,并不需要动用明显的暴力,但却是更严重的权力粗鄙。粗鄙对人的典型伤害就是冒犯别人的尊严感,对别人的感觉满不在乎,一副傲慢、不屑的样子,拿别人当玩物、弱智。这样粗鄙不需要用肮脏、侮辱的字眼,也不需要使用身体暴力,一个眼神、一个假笑、一副不在乎的腔调就可以了。

Q:普遍粗鄙化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A:在不同的领域里粗鄙会有不同的后果,“文革”政治粗鄙化的严重后果就很明显。

与社会里的许多道德恶疾一样,粗鄙对人的心灵毒害会很深。它和许多道德恶疾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是讨厌的,但是,渐渐便从厌恶转为失望和绝望,又渐渐适应、随遇而安、麻痹、冷漠,直到默默接受。

粗鄙在眼下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人人害人人,互相不把他人当人对待。黄浦江死猪事件就是眼前的例子。如果谁把垃圾倒到你家门口,你会觉得他很粗鄙吧。好,现在上游地区的养殖散户不想负担处理死猪的成本,便以邻为壑,把流到别的地界去的河当作死猪掩埋场了,几百头死猪从河上漂下来,这是何等骇人听闻的粗鄙。不是普遍粗鄙化的社会,不是深度粗鄙化的社会,哪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人天天要吃饭,可是食品供应早就成了普遍粗鄙化的牺牲品。要是有人往你的饭锅里放脏东西,你会觉得他很粗鄙吧?好,现在食品从生产到销售形成了一条“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生产链,这还不够普遍吗?食品安全问题看起来是发生在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中所产生的恶果。所有那些有关的人员都知道自己在参与草菅人命的事情,但是知道了还是照做不误,这种明知故犯的粗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Q:我们如何摆脱粗鄙化?

A:我不认为有什么单一的解决办法,或者有什么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变当今中国的道德状态恐怕也像整治中国的自然环境污染一样,会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事情。粗鄙只是许多道德问题中的一个,不可能孤立开来,单独得到解决。但如果我们同意粗鄙是对人的尊严的侵害,如果我们认清侵害人的尊严是必须改变的,那么改变粗鄙也就会有比较清晰的目标,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来也就会变得比较有理可循。

制度变革和学校教育应该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例如,如果能让人民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报纸比较自由地传达人民的意见,那就不至于用压制这种很粗鄙、很蛮横、很不讲理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和媒体。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用语言好好说理,那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比较文明,谩骂、恫吓、人身侮辱等等粗鄙现象也会逐渐减少。又例如,如果能让民主、法治好好实行起来,也有望减少以强凌弱的权力粗鄙。人并不是天使,单纯的道德教育作用有限,只有当人与人在民主法治制度中相互监督和平衡,以权力制衡权力,以利益制衡利益,才有望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没有笼子看管的权力一定是粗鄙的,它所形成的制度也一定会滋生许多其他形式的粗鄙。

学校教育也很重要,当然,如果粗鄙在社会中流行,那么学校教育再好,也会被社会中的反例教育所抵消。现在成为贪官的,许多在学校都是好学生,从小就学雷锋,当班干部,被表扬,被提拔。照理说,他们都是学校里教育得最好的学生,怎么还是变成贪官呢?可见学校教育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效果也难以持久。但这不应当成为学校放弃教育的理由。如果制度改革和国民教育同步进行,那么虽然现在的粗鄙积习已深,但只要真去努力,也还是可以往好的方向发生变化的。

社会粗鄙化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一个社会的精神,自古而今,与知识分子群体行为有很大关系。

近代以降,俄罗斯知识分子承受苦难命运却不屈服,坚守道义不自暴自弃,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振臂而起,写下了《我控诉!》,开启了一个时代。

听从良知召唤,不依附不苟且的品质,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标签。

中国传统社会中,并没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那些进则居庙堂之高,退则处江湖之远的读书人,称之为“士”,他们是官僚阶层的预备队。在传统的印象中,他们学为人师,行为人范。

“士志于道”,孔子教育他的弟子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士便成了社会基本价值的倡导者维护者。他后世的杰出弟子们,都是以此为任,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纵使面对富贵、威势、贫贱,也能不淫、不屈、不移,任重弘毅,庄敬自强,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颇有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范儿。但在传统等级社会中,士的地位更显尊崇,“美教化,移风俗”,他们承担着教化社会的作用,是社会精神的铸造者,道统的坚守者,国之栋梁。

所以,一旦国失其士,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家社稷就会面临灾难。

所以,晚清时面对危局,主张改良变革的龚自珍,才会发出这般呼声:“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

没有比读书人和公卿大夫的失范无耻,对国家社稷伤害更大的了,一正一反间,他们的无耻行为,动摇国本,扰乱社会,引发了社会沉沦。龚自珍之语,可谓一语中的,点中了传统社会粗鄙沉沦的要穴。

然而国失其士,士的沦陷,不只是士自身的问题,更主要是彼时的社会环境问题,而且也不是一朝一代之力。

传统社会是王权政治,王权一统,网罗天下,生杀予夺,操控在手。所以,传统强权政治下,士的走向,不外三条。

其一,跻身于庙堂,或为官,或为幕宾策士,这本也是读书之志。但人性惟恶,人心不古,尊享富贵荣华之际,最容易放弃最初的理想,因富贵而淫,因威武而屈。

其二,不慕富贵,不屈于威武,如在春秋时有齐太史简,有晋董狐笔,在汉有司马迁。不附权臣,不阿王权,坚守其节,或遭杀戮,或遭宫刑。虽然丹心汗青,却也对其他人有警示。

于是,有人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像《史记滑稽列传》中所载东方朔等人,避世于朝廷间,形象猥琐,游戏庙堂,状若优伶,但却不流世俗,不争势利,嘻笑怒骂,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三条走向,代表了王权威势下的士人生存状态。士人不同的生存状态,渐成后世之士的范本,影响深远。

无论为王者师,为王公仆,但得与庙堂勾连,便可享荣华富贵,这自然吸引后世之士如过江之鲫般,追逐功名,本来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也是古训嘛。待到旧式王权式微,新式强权勃兴,这一类人,除了俯首称臣,甚至变本加厉,不惜违背良心,满口谎言,满纸荒唐,欺压同人,照样满脸红光,面无愧色,倨傲于众人之前。

而若是桀骜不驯,不依附不苟且,其命运便是一个个遭阉割杀戮。一代代杰出士人,为卫护道统,哪怕像韭菜般被割头,依然前仆后继。虽然汗青映照,但当事之人牺牲之大,足可让后人雄心吃紧,噤若寒蝉。而强权政治在一收一放之间,刀枪与胡萝卜并举,也让众多普通士人被逼招安归附。杨念群先生的《何处是江南》一书,对清廷当年如何杀戮收买齐下,慑服江南士林,最终确立起清王朝对汉族统治的道统法统过程,也可见一斑。

既不愿流世俗,也不愿被砍头的,归隐不了山林,只好装疯卖傻,扮优伶弄臣,以求自保。

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尴尬。虽说法律已规定人人平等,但现代中国社会本质上还是一个等级意识极强的国家,虽然历经波折挫败,知识分子之于社会的精神守望价值,依然高贵而难撼。

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无法摆脱现实政治的束缚而独立。在新式政治强权威势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同样充满悲剧性的。无论是民国时期的逮捕暗杀,还是鼎革之后的反右、“文革”等等,每一次磨难,都摧折着知识分子的雄心,阉割着他们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守望者的精神。

殷海光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写道:“中国近现代和现代知识分子在近现代和现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曾扮演着新时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然而,曾几何时,面目全非,斯人憔悴!于今,一部分知识分子飘零海角天涯,一部分知识分子被穿上紧身夹克,一部分知识分子过着蹇蹙淡漠的岁月。这是一幅秋末的景象。凉风起天末,草枯木黄,无边叶纷纷下。只有三几片傲霜,高挂枝头,在寒风里颤抖,任慢步怀古的诗人悲吟!中国知识分子是失落了。”

失落的知识分子,有人乘桴浮于海,远走天涯。有人低下高贵的头,投身于官场。强权之下富贵之前,连知识分子传统的表达也被主动或被动地限制了,他们写着言不由衷的文章,唱着言不由衷的赞歌,至于围剿同类助纣为虐,则毫不容情。于是楷模尽失,甚至反向引导,遗祸无穷。

更多的人学着东方朔,游戏于社会,一边微言抨击权贵,一边肆意自嘲自谑,公知屁民盛行,虽污其名,却毫不以为意。在解构强权威势的神圣同时,其实也瓦解了自己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守望者的角色。

在功利主义和即期机会主义盛行中,更有甚者,师无道德,官无糜耻,术业不端,流氓化卑鄙化盛行,从学术交流到网络之上,明枪暗箭互泼脏水,甚至拔拳相向,可谓斯文扫地。垂范之思,从此不再。

现代社会本是一个平等多元的社会,每一个人对社会都承担着责任。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痛苦转型的社会,知识分子对于阻击甚至挽回社会逐渐粗鄙化的趋势,依然负有沉重的社会责任。而要承担起这种重任,首要在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让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并享有现代社会公民的权利,享有法律保护和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此,那些不依附于权贵和资本的知识分子才会不必担心被阉割贿买,不必装疯卖傻,而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逐渐养育出社会的浩然之气来。

退一步说,即便这些还是需要努力奋斗的目标,面对那些堕落的案例,也不能成为自己沉沦的借口,即便在螺狮壳里,也要有一颗做道场的心。庄敬自强,也才能为社会立范。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曾子说。

粗鄙时代:丢脸也无所谓的中国人

强者愈粗,弱者愈鄙

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寻找小糖人》,讲述了美国民谣歌手罗德里格斯的故事,他在本土籍籍无名,在南非却成为年轻人反抗极权、冲破种族隔离政策的精神动力,而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话说这位罗德里格斯,因为唱片销量极低,被公司解约,回到家乡底特律,成为一名低收入重体力劳动者,干些拆房子、装修的工作。若在现代之中国,那绝对是文艺青年沦为“屌丝”的悲剧。可令人意外的是,这“屌丝”却坚持过有尊严的生活,还把这尊严和对生活的希望,传达给自己的孩子——经常带女儿们参观博物馆,看毕加索。

生活的贫困,没有压倒尊严与体面,多年以后,当南非寻圣者找到罗德里格斯时,他们并没有失望——那个昔日的先锋,现在瘦弱的老人,身上仍然散发着艺术的魅力,而不是“屌丝”的气息。

前一段,冯小刚狠狠地批了“屌丝”这个词。他发微博:一会讲中文的老外问我:“屌丝”是什么东西?我答:就是JB毛,是对境遇不堪者的蔑称。老外困惑,问:为什么你们的电视和报纸大量使用这个词?听上去像是在赞扬。我告诉他,我们这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老外彻底蒙了: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我们那虽然言论自由,但媒体绝不敢用这么恶心的词形容弱势群体。

这条微博引发了两极评论,有人认为冯小刚完全不懂这一流行词汇中的自我解嘲,想把底层人士开自己玩笑的权利都剥夺;有人觉得这词粗鄙至极,本不应该流传。

中国民众有自谦甚至自轻自贱的传统,以前自称草民、贱民,后来自称屁民,“屌丝”发明后,自我解嘲这条路,算是走绝了。

“屌丝”一词,固然有着玩笑的色彩,可也交织着自嘲、自我矮化与自我麻木。其背后,是对表面神圣庄严的一种反抗和解构,也是对合理生活欲求而不得的绝望。

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流行话语。

太多人自认“屌丝”的时代,是粗鄙的时代。十多年前,学者邵燕祥即著文指出:粗鄙化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

而现在,这个病愈加沉重。

多年以前,体面、尊严、斯文,在“大老粗”面前,不是被踏入尘土,就是沦为自轻自贱。嘲弄知识分子,鄙视文明的传统,并没有随着这个国家的改革而断绝,甚至高考热,现在看来,不过是现在公务员热的前传——人们真正想得到的,不是知识、文明和服务人民的机会,每个人都在下一盘功利主义的大棋。

在真正的文明不能大行其道的地方,丛林规则和粗鄙的举动便茂盛起来。在电视节目录制现场,干露露和母亲可以破口大骂;在三万英尺高空上,国人也可为一桩桩小事,在飞机上大打出手。

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生活的粗鄙化尾随相生。3月底,佛山一辆货车司机投诉遭到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和交警的殴打。执法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矢口否认。不料,货车上的视频装置分明拍下殴打的过程。还有什么比公然撒谎、糊弄公众更粗鄙的?更往前,“表叔”的教训,是让一些领导干部把名表藏起来;“房姐”事发后,公权力关闭了通过名字查询房产信息的通道。还有什么比权力的傲慢更加粗鄙的?当社会秩序的守护者野蛮无理,人们却无能为力时;当正常的社会价值观则不能建立时,体面就不再成为追求,丢脸也成了随意的事情。

最糟糕的,是那种“强者愈粗,弱者愈鄙”的粗鄙,它如同病毒一般,自我复制,不断扩散。

而很多年以前,还不是这样。

1966年9月3日的凌晨,翻译家傅雷和妻子,不堪折磨,在家中自缢。为防止踢倒凳子影响楼下的邻居,他们在地上垫上厚厚的棉被。

无论强者还是弱者的体面与教养,都已变得遥远陌生。而对体面与教养的摧残,或是开启“屌丝”时代的遥远的推手。

默契与共识下的优雅生活

自从开放台湾旅游与自由行后,经常可以看见或听到大陆朋友们说,去过台湾的感觉是舒服。我始终无法体会这种“舒服”是什么感觉,而我问过许多表达有舒服感觉的人,他们也无法说得明确。于是我开始细细地观察,台湾有哪些地方会让这么多大陆朋友感到舒服。(一个人在自己的环境中对所有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也就无知无觉了。)

于是,我开始发现,每当我回到自家的小区门口,门口的警卫总是会站起来跟我说“晚安”。在小区里见到其他住户,无论认不认识,也会相互点点头微笑。我家小区有接驳小巴到捷运站,上下车,人们都会跟司机先生说你好、谢谢。进出电梯,当手中拿着东西时,其他人会帮忙按电梯,男性会礼让女性先行进出。

曾经我带着来台湾自由行的大陆友人去夜市,由于是假日的晚上,夜市中挤满了人,摩肩擦踵像是沙丁鱼罐头,但是看到每个摊位前在如此狭窄的环境中,人们还是有序地排着队,友人惊呼“台湾人真是有排队癖呀”。

还曾经有一次,刚好遇上我喉咙发炎,实在痛到不行,于是跟友人商量可否绕道让我去看一下医生,本想安排友人在咖啡厅等,但对方好奇说想要去看一看,于是同行。看完病后,友人告诉我他的诧异,他说以为要花去半天的时间,没想到我只是在路边随便找了间诊所走进去,不但二十分钟已经看完病拿好药。他告诉我,在大陆看病是件大事,需要去大医院排队挂号、候诊、拿药,肯定是要花去大半天时间,而且小诊所是不会有人去光顾的。其实台湾的大医院人也不少,只是台湾的小诊所很发达,小病去小诊所,大病去大医院,相当程度达到了分流的效果。友人还说,诊所开给我的药都一包包按照分量分好,很贴心,这也是大陆没有的。

又有一次,友人临时有事需要延长在台时间,于是我陪着他跑派出所与移民署办理延签。到了派出所,警察立刻站起来很亲切地问我们有什么事,后来发现友人需要的证件不是在警察局办理,主动帮我们打电话到移民署询问,然后又很仔细告诉我们该要怎么办理,其间,友人还在派出所上了厕所,他告诉我,在大陆很难会有这种待遇。

这些林林总总,其实在许多人发表的文章中或是人们彼此之间的口耳相传,想来并不是十分陌生的情节。于是,下个问题是,为什么台湾社会可以有这样的氛围?如果单纯说“制度”使然,未免过于简化也粗暴,在我的思考与观察后,我认为关键是每个人对自己的重视。

根据我自己在两岸生活后的感觉,在台湾,我特别害怕“丢脸”。譬如,不跟人说谢谢,怕别人说我没礼貌、没教养;随口说脏话会被瞧不起;排队没有好好排会被群起攻之;在满地没有垃圾的公共环境中,我也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如果进电梯又推又挤会被人家瞪或翻白眼;公务人员如果没有好好服务会被民众投诉,而且还有可能被新闻报导。这种害怕丢脸的感觉使得我必须遵守规矩,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不会去想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很清楚不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

从上面的描述中,或许你会发现,这中间我完全没有提到“政府”做了什么干预,夜市里不会有警察盯着你排队与否,电梯里不会有标语提醒你要礼让,警察局不会挂上为人民服务的招牌,一切是那么的自然而然。

于是,下一个需要思考的是,这些行为准则从何而来?记录在哪本课本里?其实,绝大多数在生活中的默契与惯例是不需要行诸文字的,学校教育只会告诉你最基本的道理,其他延伸出来的就在于社会中每个个体彼此之间透过不同事件的讨论或争议,慢慢地形成了这个社会的共识与默契。

譬如,夜市的摊贩都会希望自己生意好,然而当整个社会的氛围都不喜欢无序时,摊贩就会思考怎样的经营形式可以让自己的生意符合社会环境,而夜市摊主们共同组成的自治会就会对所有摊贩形成一种有形无形的约束力。如果有一个摊位环境很脏,导致顾客生病,媒体报导,传出去的名声会是整个夜市,而不是单单哪个摊位,所以自己一定要先做好,否则自治会就会把自己赶出去。政府在这里扮演的只是监督者,当一个夜市中的摊贩都认为把自己做好,整体就会好,那么名气会好,生意自然就好,那么当然就不愿意自己成为害群之马。

因此,重视自己就成为这一连串正面效应的起点。

而重视自己这个概念的建立就取决于教育、制度。当一个人在一个群体里,担负义务也参与其中,也就是说这个群体的发展是自己的责任,自己也从中获益时,你可能不但很重视自己,而且还会变得很热心,会主动去维护这个群体。

台湾的教育核心很重视个人的修养,无论是从儒学或是现代化思维上,关于谦和有礼、积极参与社会、公民价值等多有着墨。而在社会里,人们可以发表意见的平台也不少,无论是媒体的民众投诉、民意代表或是政府首长的民众信箱,要不然就是透过互联网的社交网络,也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意见领袖。再加上政府机关、媒体、基金会、公益组织经常举行的各种民调,在透过各种意见畅通表达的过程中,一个人自然而然地会把这个社会当作是自己的,这是一种“效能感”的驱使,也就是说,当自己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里,虽然只是千万分之一,但自己的意见很重要,决定着某些事情的发展,自己当然会愿意为这个群体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而当这个共识形成,个体必然会有较为严肃的羞耻感。因为你认同这个社会对于是非善恶的标准与价值体系,而透过参与的过程你很清楚知道,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认可这套标准,这是因为个体的荣誉心凝结了社会整体的制约效果,在社会规范这个层次,已经最大程度维护了社会秩序。

另外,台湾社会各种宗教盛行,大多数台湾人即便没有纯粹的宗教信仰,但也大多都是听鬼故事长大的。台湾人普遍相信天地之间有股看不见的力量,会给予人们最终的奖惩,所以在许多刑事案件中,逃犯会烧香祈祷被害人不要来找自己报仇。更进一步的就是宗教劝人为善的力量。许多宗教领袖的名言嘉录,你或许可以在一间小面馆的墙壁上看到,台湾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而宗教信仰又最大程度可以化解人们在挫折后怅然有所失的心情,告诉人们这世间冥冥之中有它的道理,化解人们无名的争斗心、仇恨心。

当这一切都无效时,才需要动用到法律与公权力,所以在台湾街头少了因为公权力而产生的肃穆感,没有太多的铁栅栏,更少见军人或警察,特别一提,在台湾就连交通尖峰时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大多是义交(义务交通指挥者),担任者就是出租车司机。试想,当他们指挥交通时,肯定很能深刻感受到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带来的混乱,那么当他们自己开车时就不会随意地违规。这也是因为个人参与后体会了规则的重要性而对自己的制约。


我不免回头想想我在大陆社会生活的感受,其实大陆人对各种公共事务也有自己的看法,譬如我坐出租车经常可以听到师傅抱怨路段设计不良,但大多恐怕无能为力。网络上也有不少热心网友发表各种意见,但事情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而且得到有关单位响应的也不多。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信任的行为准则,也不相信法律具有公平性,这就会使得人们失去尊严感与荣誉心,没有默契又会使得人们互相猜疑,于是争斗、吵架、辱骂也就不稀奇了。

我一直很推崇优雅生活,说话轻声细语、行为举止不匆忙、排队时不用时刻探头担心有人插队、人与人之间相处彬彬有礼。这种状态需要的是社会整体也同时推崇方可达成,而这种共同的推崇需要有默契与共识,更需要对社会规范与法律的信任。没有了担忧疑虑,人才有可能优雅得起来,更重要的是,每个人要认可优雅是成功人士的条件之一,也相信优雅并不是金钱与权力所能给予,而在于个人修养。当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在金钱与权力之外,看不见的气质也是需要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个社会才有可能优雅与舒服。而这种状态的起点,仍是在个人内心里的那个价值体系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摆脱粗鄙化

Q=《中国周刊》

A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语系教授)

Q:您写过一篇《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的文章。在您看来,什么是粗鄙化?它是人们日常说的粗俗吗?

A:人们常常误以为粗鄙(rude)就是粗俗(vulgar),其实,这二者是不同的。简单地说,粗鄙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会对他人造成羞辱、伤害或侵犯,因此是一种公共危害;而粗俗则主要是个人的品位选择,如衣着、喜好、消遣娱乐方式等等,未必对他人或社会造成伤害。在公共讨论中,我们需要讨论的是粗鄙而不是粗俗。例如,孔庆东在视频节目上让纳税人“滚你妈的蛋”是粗鄙。但是,如果有的人在家里三朋四友地打麻将,彼此相熟,说话没大没小,嘴里不干不净,我们就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地对他们反粗俗。

我们之所以要谈论粗鄙,是因为它已经普遍化。

我有一位在曼谷生活了十几年的朋友有一次跟我说,她每次回到国内,就觉得不一样,总有人无缘无故地横眼看你,到店里买东西也常遭白眼,店员像对贼一样盯着你。医院里,人满为患,大家像一群动物那样挤来挤去。护士对病人吆五喝六,一点不体恤,也不尊重。在许多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到处不被当人看,要办点事,就得当孙子。这种感觉令人非常憋屈,特没尊严感。周围的人并没有对你做什么粗鲁的事,也没有粗俗的言语,但你就是觉得人际之间有一种“粗”的东西,那就是普遍的粗鄙。

一般来说,文明教养和文化程度越高,会对粗鄙越敏感,越反对。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一个社会整体越在意粗鄙,越反对粗鄙,也就越文明,越有教养。

Q:对于有权有钱者,他们的粗鄙化表现为什么?

A:有权有钱者粗鄙的关键在于他们是社会中的强者,强者因为强,所以有本钱对弱者粗鄙。粗鄙的本质上无视别人作为人的尊严,基本特征是无同情心、无视别人的感受,甚至暴力、残忍、故意伤害。有权势者不仅对弱者有粗鄙行为,他们自己也常常相互粗鄙对待。这在“文革”中司空见惯,许多“当权派”人物相互对待都非常凶狠、粗鄙——诬陷揭发、落井下石,把人往死里整,在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算一回事。

“文革”时,大家以“大老粗”为榜样,以施暴、害人为骄傲,争相效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就像今天美国的帮派社会里,不良少年以反社会的吸毒、斗殴、涂鸦为荣,为“酷”一样,并不觉得是道德偏离的行为。

只要有蔑视弱者,侵犯弱者的尊严的地方,就会有粗鄙。例如,“两会”期间,亿万富翁陈光标提议,没有受过9年教育者不得有生育权,这就是非常粗鄙的。以前奴隶主都没有规定奴隶不准生育子女的权力。许多没有受到9年以上教育的人不是自己不要上学,而是因为家里贫困或其他原因而上不了学。现在要对这些已经遭受不幸的人说,像你这样的人不配有生育权,只配断子绝孙。还有比这更侵害一个人尊严的吗?还有比这更粗鄙的吗?无视社会弱者作为人的尊严,把他们当下等人,不承认他们做人的起码要求,更不用说公民权利了,这是有权有势者最经常表现出来的粗鄙。他们衣着讲究,干净整洁、说话文质彬彬,看上去很体面,其实可能是灵魂很肮脏的粗鄙者。

Q:这两年,社会流行一个词“屌丝”,很多底层无出路的年轻人,以此自称。以前,人们自称“草民”,可“屌丝”比“草民”的自贬和自我嘲弄的意思要过分地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A: “丝”、“草民”、“P民”都是自我贬低的说法,是社会语言学家所说的“工具性粗鄙”或“实用粗鄙”中的一种。工具性粗鄙或实用粗鄙是为了某种实用目的而故意粗鄙,例如审讯、心理治疗会用粗鄙的言语或行为对人进行心理压迫、震慑、冲击。自我污蔑或污名化,这种弱势群体中非常普遍。

但是,拥抱污名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为弱者提供某种心理保护,但也可能让他们就此接受自己的低下地位,失去抵抗的意志。在污名与拥抱污名之间有一种暧昧的关系。弱者利用这种联系,一方面保护自己,争夺话语权,讲述“我是谁”,但另一方面,却又无能为力,不得不与压迫权力有所妥协。

Q:关于社会粗鄙化和反智化,您提到了邵燕祥先生的文章《普遍粗鄙化:当代的社会病》。邵燕祥先生认为,粗鄙化与1950年代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关,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多年,当年的行为,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下吗?

A:这个粗鄙世界的形成与1950年代后知识分子的遭遇有很大关系,他们变成了整体上说是失去了尊严感和荣誉感,变得讲实惠、功利主义、奉承、顺从,甚至寡廉鲜耻的一个群体。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知识、文化、文明都是遏制粗鄙的主要力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连一贯讲究斯文、重教养、有理性、守礼义道德的知识分子都不再遵守他们引以为傲的行为规范,甚至公然破坏这些规范,那么,这个社会的文明秩序肯定已经到了极难维持的地步。

人们看不起知识分子,反智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所谓反智,其实就是图实惠、看不起与人的心灵、精神、人格有关的追求。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早就不拿心灵、精神、人格当一回事了。民众鄙视他们也就谈不上是什么反智了,只是看不起他们的假正经和道貌岸然,妒忌他们在大学里的日子太好过吧。

有的知识分子的行为也实在太粗鄙,连一般民众都不会这么做。例如,光天化日之下,打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者耳光,在网上用极其污秽的语言辱骂别人,在网站做“三妈”之骂。当然这只是极少数,但却都是名校的教授,所以很有典型象征意义。

Q:现在,社会还流行着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嘲弄,您认为,知识分子真的得到过正确的对待了吗?

A:这种嘲弄是粗鄙的,也是社会粗鄙化的一个表现。我们不赞成骂“臭苦力”、“泥腿子”,也就不应该骂“臭公知”,这些说法都是侮辱性的。对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可以批评,但要针对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骂“臭公知”。“文革”中不分青红皂白地骂“臭老九”,现在不分青红皂白地骂“臭公知”,一样都是以谩骂代替理性的讨论,一样都是非理性的情绪发泄,一样的粗鄙。从“文革”到现在,国民素质并没有得到改善,社会的粗鄙化依旧存在,只是形式和内容有些变化而已。

Q:另一方面,从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开始,高考热、教育热也一直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为什么,这个社会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粗鄙化的情形仍然十分严重?

A:知识教育不等于道德教育,更不等于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

这个社会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粗鄙化的情形仍然十分严重,这只能说明,就公民的教养和素质教育而言,学校的教育是失败的。

Q:知识不能遏制粗鄙,经济呢?中国古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发展不能有效遏制粗鄙化吗?

A:经济不能解决道德问题。我们以前宣传说,资本主义是万恶的剥削制度,经济虽发达,却造成了道德堕落和罪恶。“文革”时天天在讲“兴无灭资”,就是以反对道德堕落,让人们高尚起来的美好目标来做支持的。现在我们自己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经济好了,社会就会更道德吗?我要说会,你肯定要说我是个骗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只是一种推理,不一定是现实。

西方人也有类似的推理。例如,以前有人以为,只要一个人能在经济和需求上独立,不必依赖于他人,就能自由、理性地思想和独立作出判断。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财产权被当作人的神圣权利。后来怎么了呢?人们发现,有钱人考虑的首先是自己,他们根本不会在乎没钱人的利益,所以没钱人必须要有能为自己利益说话的机会,必须有他们的政治权利。于是,没钱人也争取民主投票和选举的权利,而且成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公民无分贵贱,在公民权利上人人平等。

什么是经济成功呢?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分配是否正义。对穷人来说,这种正义必须用政治权利来争取。否则富人就会粗鄙地对待他们,把他们当下等人,认为他们不配拥有跟富人一样的权利,连生孩子的权利都没有。

就算是对那些不算贫穷的普通人来说,经济的成功也不只是饭碗里有鱼有肉,穿上好衣服,用上家用电器,住上一套公寓,而是因为日子过得好,所以更自由,更有尊严。以前,每个人都靠国家分配的粮票、布票、电视票、家具票、供应证、单位分房,苦哈哈地过日子。现在经济发展改变了这个,功不可没。但是,在经济活动中释放出来的欲望和贪婪却可能成为一种极大的道德破坏力量,带来各种社会罪恶和堕落。法国思想家卢梭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讨论的就是这些问题。因此,经济上的成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后果,那就是不但没有给人带来更多的自由、独立、理性、尊严,反而让人成为金钱的奴隶,无限追求欲望的满足、变得骄横跋扈、自大狂妄、目中无人,这些也成为现在许多中国富人特有的那种粗鄙。这样的富人把无度的欲望满足当作幸福,并在追逐这种幸福的过程中变得人品猥琐、道德低下、心灵空虚,粗鄙地对待别人,也被人粗鄙地对待。

Q:您认为粗鄙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A:原因很多,很难说哪一个特别根本。有的看起来根本,其实只是因为比较明显而已。例如暴力化的强行拆迁、自私而粗暴地对待别人的生活资源,自己建工厂发财,弄得人家连可喝的干净水都没有,整村的人都生癌,把人往死路上逼,还不准人家上告,不准媒体报道。这种粗鄙的原因是政治不民主、人民无权利、社会不公正。当然还有经济市场唯利是图,法治暴力化等其他原因。暴力执法的城管、维稳的官员的粗鄙是根本不把下层老百姓当人对待。有一个视频,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以一辆三轮谋生,被好几个年轻的城管围住,要没收他的车子,老人连连叫这些小伙子“爸爸,爸爸”,哀求他们放了他,结果他们还是强行取走了他车里的电瓶。路人帮老者说话,一位年轻的女城管恶狠狠地对他们说,这就够便宜他的了。权力的粗鄙表现形式不同,但到处都有。

并不是所有的权力粗鄙都是这么显而易见,有的会隐而不见,因为看不清,所以人们会以为不要紧。而那恰恰可能是更加根本的。例如,权力把老百姓当傻子,当白痴,并不需要动用明显的暴力,但却是更严重的权力粗鄙。粗鄙对人的典型伤害就是冒犯别人的尊严感,对别人的感觉满不在乎,一副傲慢、不屑的样子,拿别人当玩物、弱智。这样粗鄙不需要用肮脏、侮辱的字眼,也不需要使用身体暴力,一个眼神、一个假笑、一副不在乎的腔调就可以了。

Q:普遍粗鄙化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A:在不同的领域里粗鄙会有不同的后果,“文革”政治粗鄙化的严重后果就很明显。

与社会里的许多道德恶疾一样,粗鄙对人的心灵毒害会很深。它和许多道德恶疾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是讨厌的,但是,渐渐便从厌恶转为失望和绝望,又渐渐适应、随遇而安、麻痹、冷漠,直到默默接受。

粗鄙在眼下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人人害人人,互相不把他人当人对待。黄浦江死猪事件就是眼前的例子。如果谁把垃圾倒到你家门口,你会觉得他很粗鄙吧。好,现在上游地区的养殖散户不想负担处理死猪的成本,便以邻为壑,把流到别的地界去的河当作死猪掩埋场了,几百头死猪从河上漂下来,这是何等骇人听闻的粗鄙。不是普遍粗鄙化的社会,不是深度粗鄙化的社会,哪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人天天要吃饭,可是食品供应早就成了普遍粗鄙化的牺牲品。要是有人往你的饭锅里放脏东西,你会觉得他很粗鄙吧?好,现在食品从生产到销售形成了一条“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生产链,这还不够普遍吗?食品安全问题看起来是发生在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中所产生的恶果。所有那些有关的人员都知道自己在参与草菅人命的事情,但是知道了还是照做不误,这种明知故犯的粗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Q:我们如何摆脱粗鄙化?

A:我不认为有什么单一的解决办法,或者有什么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变当今中国的道德状态恐怕也像整治中国的自然环境污染一样,会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事情。粗鄙只是许多道德问题中的一个,不可能孤立开来,单独得到解决。但如果我们同意粗鄙是对人的尊严的侵害,如果我们认清侵害人的尊严是必须改变的,那么改变粗鄙也就会有比较清晰的目标,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来也就会变得比较有理可循。

制度变革和学校教育应该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例如,如果能让人民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报纸比较自由地传达人民的意见,那就不至于用压制这种很粗鄙、很蛮横、很不讲理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和媒体。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用语言好好说理,那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比较文明,谩骂、恫吓、人身侮辱等等粗鄙现象也会逐渐减少。又例如,如果能让民主、法治好好实行起来,也有望减少以强凌弱的权力粗鄙。人并不是天使,单纯的道德教育作用有限,只有当人与人在民主法治制度中相互监督和平衡,以权力制衡权力,以利益制衡利益,才有望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里。没有笼子看管的权力一定是粗鄙的,它所形成的制度也一定会滋生许多其他形式的粗鄙。

学校教育也很重要,当然,如果粗鄙在社会中流行,那么学校教育再好,也会被社会中的反例教育所抵消。现在成为贪官的,许多在学校都是好学生,从小就学雷锋,当班干部,被表扬,被提拔。照理说,他们都是学校里教育得最好的学生,怎么还是变成贪官呢?可见学校教育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效果也难以持久。但这不应当成为学校放弃教育的理由。如果制度改革和国民教育同步进行,那么虽然现在的粗鄙积习已深,但只要真去努力,也还是可以往好的方向发生变化的。

社会粗鄙化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一个社会的精神,自古而今,与知识分子群体行为有很大关系。

近代以降,俄罗斯知识分子承受苦难命运却不屈服,坚守道义不自暴自弃,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振臂而起,写下了《我控诉!》,开启了一个时代。

听从良知召唤,不依附不苟且的品质,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标签。

中国传统社会中,并没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那些进则居庙堂之高,退则处江湖之远的读书人,称之为“士”,他们是官僚阶层的预备队。在传统的印象中,他们学为人师,行为人范。

“士志于道”,孔子教育他的弟子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士便成了社会基本价值的倡导者维护者。他后世的杰出弟子们,都是以此为任,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纵使面对富贵、威势、贫贱,也能不淫、不屈、不移,任重弘毅,庄敬自强,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颇有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的范儿。但在传统等级社会中,士的地位更显尊崇,“美教化,移风俗”,他们承担着教化社会的作用,是社会精神的铸造者,道统的坚守者,国之栋梁。

所以,一旦国失其士,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家社稷就会面临灾难。

所以,晚清时面对危局,主张改良变革的龚自珍,才会发出这般呼声:“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

没有比读书人和公卿大夫的失范无耻,对国家社稷伤害更大的了,一正一反间,他们的无耻行为,动摇国本,扰乱社会,引发了社会沉沦。龚自珍之语,可谓一语中的,点中了传统社会粗鄙沉沦的要穴。

然而国失其士,士的沦陷,不只是士自身的问题,更主要是彼时的社会环境问题,而且也不是一朝一代之力。

传统社会是王权政治,王权一统,网罗天下,生杀予夺,操控在手。所以,传统强权政治下,士的走向,不外三条。

其一,跻身于庙堂,或为官,或为幕宾策士,这本也是读书之志。但人性惟恶,人心不古,尊享富贵荣华之际,最容易放弃最初的理想,因富贵而淫,因威武而屈。

其二,不慕富贵,不屈于威武,如在春秋时有齐太史简,有晋董狐笔,在汉有司马迁。不附权臣,不阿王权,坚守其节,或遭杀戮,或遭宫刑。虽然丹心汗青,却也对其他人有警示。

于是,有人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像《史记滑稽列传》中所载东方朔等人,避世于朝廷间,形象猥琐,游戏庙堂,状若优伶,但却不流世俗,不争势利,嘻笑怒骂,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三条走向,代表了王权威势下的士人生存状态。士人不同的生存状态,渐成后世之士的范本,影响深远。

无论为王者师,为王公仆,但得与庙堂勾连,便可享荣华富贵,这自然吸引后世之士如过江之鲫般,追逐功名,本来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也是古训嘛。待到旧式王权式微,新式强权勃兴,这一类人,除了俯首称臣,甚至变本加厉,不惜违背良心,满口谎言,满纸荒唐,欺压同人,照样满脸红光,面无愧色,倨傲于众人之前。

而若是桀骜不驯,不依附不苟且,其命运便是一个个遭阉割杀戮。一代代杰出士人,为卫护道统,哪怕像韭菜般被割头,依然前仆后继。虽然汗青映照,但当事之人牺牲之大,足可让后人雄心吃紧,噤若寒蝉。而强权政治在一收一放之间,刀枪与胡萝卜并举,也让众多普通士人被逼招安归附。杨念群先生的《何处是江南》一书,对清廷当年如何杀戮收买齐下,慑服江南士林,最终确立起清王朝对汉族统治的道统法统过程,也可见一斑。

既不愿流世俗,也不愿被砍头的,归隐不了山林,只好装疯卖傻,扮优伶弄臣,以求自保。

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尴尬。虽说法律已规定人人平等,但现代中国社会本质上还是一个等级意识极强的国家,虽然历经波折挫败,知识分子之于社会的精神守望价值,依然高贵而难撼。

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无法摆脱现实政治的束缚而独立。在新式政治强权威势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同样充满悲剧性的。无论是民国时期的逮捕暗杀,还是鼎革之后的反右、“文革”等等,每一次磨难,都摧折着知识分子的雄心,阉割着他们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守望者的精神。

殷海光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写道:“中国近现代和现代知识分子在近现代和现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曾扮演着新时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然而,曾几何时,面目全非,斯人憔悴!于今,一部分知识分子飘零海角天涯,一部分知识分子被穿上紧身夹克,一部分知识分子过着蹇蹙淡漠的岁月。这是一幅秋末的景象。凉风起天末,草枯木黄,无边叶纷纷下。只有三几片傲霜,高挂枝头,在寒风里颤抖,任慢步怀古的诗人悲吟!中国知识分子是失落了。”

失落的知识分子,有人乘桴浮于海,远走天涯。有人低下高贵的头,投身于官场。强权之下富贵之前,连知识分子传统的表达也被主动或被动地限制了,他们写着言不由衷的文章,唱着言不由衷的赞歌,至于围剿同类助纣为虐,则毫不容情。于是楷模尽失,甚至反向引导,遗祸无穷。

更多的人学着东方朔,游戏于社会,一边微言抨击权贵,一边肆意自嘲自谑,公知屁民盛行,虽污其名,却毫不以为意。在解构强权威势的神圣同时,其实也瓦解了自己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守望者的角色。

在功利主义和即期机会主义盛行中,更有甚者,师无道德,官无糜耻,术业不端,流氓化卑鄙化盛行,从学术交流到网络之上,明枪暗箭互泼脏水,甚至拔拳相向,可谓斯文扫地。垂范之思,从此不再。

现代社会本是一个平等多元的社会,每一个人对社会都承担着责任。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痛苦转型的社会,知识分子对于阻击甚至挽回社会逐渐粗鄙化的趋势,依然负有沉重的社会责任。而要承担起这种重任,首要在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让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并享有现代社会公民的权利,享有法律保护和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此,那些不依附于权贵和资本的知识分子才会不必担心被阉割贿买,不必装疯卖傻,而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逐渐养育出社会的浩然之气来。

退一步说,即便这些还是需要努力奋斗的目标,面对那些堕落的案例,也不能成为自己沉沦的借口,即便在螺狮壳里,也要有一颗做道场的心。庄敬自强,也才能为社会立范。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曾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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