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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0日 作者:admin [返回]

文人的殉节:什么才值得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2013年05月07日19:36人民网[微博]李国文

[导读]国之安危,民之存亡,无不与这些文人的生命史、创作史息息相关。他们以身报国,慷慨赴死。这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国文人作出的必然选择。

王朝迅速地不得人心,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中国历代王朝,在其画上句号时,总有遗老孤忠、文人学士等为之身殉,演出一番壮烈。但在清朝,反响实在寂寥。按道理,这样一个统治中国近300年的异族王朝,在其谢幕之时,总该有几位运筹帷幄的决策之士,执掌国政的机枢之流与国同难才是。但翻遍历史,却不见一个王爷或大臣为之上吊服毒,抹脖自尽;没有一个都督或总兵为之举枪自杀,饮弹身亡。《清史稿》最后一章《忠义十》里记录的,也只有直隶青县诸生张传楷,山东益都人孙方楷,福建龙溪人王乘龙,江苏江阴人赵彝鼎,江苏高淳诸生施伟等,区区八人,真是可怜得很。

这其中最堪玩味者,第一,无一天子脚下之人为爱新觉罗朝舍命亡身;第二,没有一个满洲人的后裔,为其祖先的江山变色痛不欲生。难道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果然养尊处优以致百无一用,彻底颓废而假作痴呆?这便是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中指出的:“元代不重儒术,延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在赵翼抄录的殉难者名单中,除了一个蒙古籍进士外,全是汉族的读书人。看来,外来统治者治下的元末、清末,殉难者寥,死节者少,是情理中事。

尽管如此,还是有主演这出“末日节烈大戏”的挑大梁者。谁也想不到,那是两位既非翰林,也非学士的文人:一为梁济,二为王国维。因之,辛亥年大清王朝的曲终人散,颇有点草草了事,不免有点凄凉。

这两位以死效忠大清王朝的文人,其选择的自杀地点和自杀方式,首先就不能令人振奋。梁沉于北京西城积水潭,无壮烈可言;王溺于颐和园昆明湖,更谈不上豪雄,与屈原投汨罗江,老舍跳太平湖,竟如此殊途同归,让人不禁感叹中国文人之无奈。再则,他们殉节所选择的死亡时间也不免太晚,大有黄花菜已凉之感。通常,国亡时殉国,城破时殉国,拒降新朝殉国,复辟失败殉国。二位文士之死,梁为公元1918年,斯时民国已6年;王为1927年,斯时民国已15年了。时过境迁,已无耸人听闻的意义。

不过,遗老们编撰的《清史稿》还是给二位留下了几行记载,将两位定性为殉国之士、义民——史家总得找出两位忠义殉节之士,点缀一二吧!以末代皇帝溥仪为招牌的小朝廷,还装模作样地赐谥追褒,这种关起门来当皇上的自得其乐,当然是一种黑色幽默。其时,人们早已淡忘了脑后曾经拖着辫子的时代,那些曾做过大清王朝的臣民,如今又成为中华民国的百姓,照旧吃他的炸酱面,喝他的二锅头。正如闻一多诗《死水》所写:“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这个王朝如此迅速地不得人心,才是真正的悲剧。

为何这两位殉清“义士”没有在民国纪元开始时马上杀身成仁呢?我想,首先梁、王在清廷这架统治机器里,自忖乃微末之士。一向谨慎行事的他们,不能不考虑,抢这个效忠就义先行者的死誉,会不会有出风头之嫌?其次,我不敢武断这两位是否抱苟活之心,存侥幸之意,但最终走到这一步,其实已不完全是初始的以死明志,而是杂以对新朝的彻底绝望,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烦恼。也许,死才是最好的解脱。

只有江山社稷,才值得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明末,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随之而痛哭失声者,悲愤莫名者,仓惶出逃者,以死殉国者无数,偌大的京城一幅末日景象。其中那些惨绝人寰的死节场面,令人不忍卒读。

朱由检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甚至连李自成、顺治都为他讲好话。虽然他性格上的缺陷,诸如猜忌怀疑、刻薄寡恩;他政策上的失误,诸如措置失当、用人多变等,加速了明亡的步伐,但万历年后注定亡国的命运,不是他所能改变。崇祯上吊煤山,着实震撼了中国人。所以,“吾君之痛”成为全体中国人之痛,这也是明末殉难者前赴后继的缘故。

宋末同样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壮烈的殉难场面。公元1279年3月14日,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再败于元,前后坚持了三百余年的大宋王朝终于到了覆灭的一天,亦是南宋末代皇帝赵昺的最后一天。今日读明人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的“二王之立”末段,尽管时隔730多年,犹能感受到帝国末日那“日暮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的情景;感受到敌酋压境,大海茫茫,命悬一发,生死绝杀的恐怖气氛。其时,元将张弘范兵分四路,包围住已逃亡到海上的南宋朝廷以及十数万军民。崖山之役后,与这个小皇帝共同赴难的殉国者达10万人之多。“(张)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军中,旋谋遁去。(陆)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从,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夺港,乘昏雾溃去。余舟尚八百,尽为(张)弘范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这是何其骇人的场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最惨痛、最残酷、最血腥、最英烈的国殇。

次日,彤云密布,天色昏暝,海面上一片浮尸,随浪起伏,崖门外生者呐喊,魂兮归来。“元卒有求物尸间者,遇一尸,小而衣黄衣,负诏书之宝,取宝以献弘范。弘范亟往求之,已不获矣,遂以帝崩报,年九岁。杨太后闻之,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遂赴海死。飓风大作,将士劝世杰登岸,世杰曰:‘无以为也。’登舵楼,露香祝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风涛愈甚,世杰堕水溺死。”

史臣陈邦瞻曰:“区区奉二主为海上之谋,固无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虽然宋朝已是昨天的历史,但宋朝的志士仁人,不会因国灭帝亡而终结其精神上的向往。同样,也不会因江山易主而转变其信仰的忠诚。或许,与异族文化格格不入的宋朝文人,更有其不变的主旨,坚守的信念,有明确的疆界和清浊的分野。虽经过岁月的淘洗,疼痛会消失,记忆会淡化,但这种对于中国人精神熬煎的民族灾难,却是铭刻在心,不会遗忘的。这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中国人的节烈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只有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赵翼在《陔余丛考》一书的《六朝忠臣无殉节者》中考证,宋以前诸朝,做臣子的有点类似公司雇员,你是老板,我忠诚于你,你不是老板,我就不必忠诚于你。也有个别的效忠者至死不渝,忠诚于旧老板,但绝大多数对改朝换代不觉得有何不妥,向“新老板”表忠心,也都视作正常。“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赵翼的结论是: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据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称,南宋末年,为了抵抗南下的元军,从长江流域节节败退到南海之滨的大宋王朝,守土将士,郡县官吏,普通民众,其尽忠报国之心、不屈不挠之志、宁死不降之贞尤为强烈,他们一直战斗到这个王朝的最后一天。翻开南宋王朝最后几年的历史,字里行间渗透着鲜红的血,辛酸的泪。我们能够随意地谈到清末民初的梁济和王国维之死,不会有切肤之痛;然而,对于宋末元初的文天祥、谢枋得之殉难,却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崇敬之心肃然待之。自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侵略我国以后,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精神上得以自强自尊的遗产,究竟还剩下多少?所以宋亡以后的这两位爱国志士,所表现出来的志节,也许是我们仅存不多的强心剂了。

文天祥(公元1236-1283年),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崖山破后,元将“张弘范等置酒大会,谓文天祥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可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赴燕。道经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犹生,乃复食。十月,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罗等召见于枢密院,天祥入长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礼,可赘跪乎!’孛罗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项,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室,以至于此,愿早求死!’”

“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王积翁欲令宋官谢昌言等十人请释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就这个卖国贼的这句话,文天祥被押至柴市受刑。“天祥临刑,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谢枋得(公元1226-1289年),号叠山,江西弋阳人。“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一二八八)夏四月,时程钜夫至江南访求人才,荐宋遗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既而留梦炎亦荐之。”这大概就是汉奸和具有汉奸倾向的文人所特有的一种强迫症了。这和有了汉奸,必有狗腿子,有了买办,必有假洋鬼子一样,卖国求荣者,恨不得国人都与他同流合污;崇洋媚外者,恨不得国人都与他一起摇尾乞怜。“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一二八九)夏四月,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离嘉兴即不食,二十余日不死,乃复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积数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问太后攒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疾甚,迁悯忠寺。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掷之于地。不食五日,死。”

对这两位爱国文人来讲,他们所爱的家园,早就沦为异域,然而,他们至死也不放弃这一份爱,不割舍这一份精神依托,甘愿为这个不存在的故国,为这个失去的家园,走向死亡而无怨无悔。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文人,他们的生命脐带系于这片大地,他们的血脉律动,与炎黄子孙同步。国之安危,民之存亡,无不与这些文人的生命史、创作史息息相关。他们之所以以身报国,慷慨赴死,如鲁迅先生的诗所写“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义无返顾,不惜牺牲生命,其实,这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国文人作出的必然选择。其优秀分子,其杰出人物,在家国多难之际,都会迸发出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操。

爱国文人用血写成的篇章,永远是中国文学史最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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