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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7日 作者:admin [返回]

在理想中翻飞的百灵鸟

 

——朵拉文学世界的情感和精神探析

故土是一个人生命的起点,也是一个人人性最初显现的空间。因此,故乡对漂泊者而言,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精神的栖息地。“自己的作品能在中国发表,有种被母亲承认的感觉,很受鼓励,很感动。”在金麻雀小小说节系列活动现场,马来西亚女作家朵拉如是说。

这位1989年就开始写小小说的先锋,原名林月丝,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她的笔名很别致,像是两个音符,富于乐感,散发着蓬勃的生命活力。专业作家、画家,祖籍福建惠安,曾任马来西亚棕榈出版社社长,《蕉风》文学双月刊执行编辑、《清流》文学双月刊执行编辑。出版过《行人道上的镜子》《桃花》《半空中的手》《魅力香水》《脱色爱情》《掌上情爱》等小小说集,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集多部,是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非常优秀的华文作家之一。 

朵拉曾调侃自己愚钝,才华不足,认为自己唯一可取的是对文学创作的疯狂热爱。其实,朵拉在文学艺术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她的坚持和热爱使她不断给马华文坛添砖加瓦。

与众多女性写作者一样,朵拉的创作初衷源于诉说的欲望。她说:“苦无说话对象,于是开始写文章。”就是这种“说话”的需要,敦促她拿起笔来,将身边的人事与感悟融入文字。所以,朵拉早期的小小说创作保持着一种倾诉的姿态。

朵拉的文学创作时间跨度很长,所涉及的题材相当广泛:短篇小说微型小说散文随笔人物传记等,不管哪一种文学形式,她用起来都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她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调酒师,用不同的语言液体,调制出美妙芬芳的鸡尾酒,让品尝者赞叹。这种写作虽倾向大众流行,但同时造就她异常敏锐的艺术感觉。要在有限的字数里完成一篇散文,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剪裁显得尤为重要。朵拉深谙此理,有些事情点到为止,却又不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我们司空见惯,但她捕捉到了,把它写成文字,让人读了悚然一惊,这就是敏感的力量。她创作的千字散文,内容广泛,形式不拘,喜怒笑谑,皆成文章。正是这样的散文写作经历,让她的小小说吸收了某些散文创作的长处,世风人情,恋爱家庭,浮世百态,虽粉面千秋,却扣紧当代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情感细腻真挚,文笔娟秀如行云流水,且颇多生活哲意,甫一出现,便受到了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喜欢。  
   “艺术创作者终其一生,始终不停地在书写的是心底里的追求和缺憾。”朵拉对文学创作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如果说“心底里的追求”是对生活“我要得到什么”的倾诉,那么“心底里的缺憾”,则是她在聆听生活、阅人历事之后产生的“我还缺少什么”的一种精神自省。这种从倾诉到聆听的角色转换,让朵拉的创作由主观延伸到客观,由自我的情感触发转而关注其她女性的心灵世界,她的小小说创作也随之步入成熟。

《魅力香水》《脱色爱情》和《掌上情爱》三本集子,就是这一创作观念的最好诠释。光看书名就不难发现,朵拉的小小说对情感题材尤其是表现女性的情爱、婚姻状态方面有着执著的偏好,她笔下的女性形象繁多,或坚强或懦弱,或质朴或虚荣,或纯情或多疑,或雅致或平庸,林林总总,构建着一个属于她女性形象的“大观园”。

《嗅觉》里的胡太太就是其中的一员,她对生活保持着一种特别的敏感,对别人的家庭婚姻状态有着天生的先知先觉,然而,当某些事情悄悄地在她的身边酝酿,她的“嗅觉”却意外地迟钝起来。在这里,作者故意制造出一种不和谐的、打破读者阅读平衡的艺术氛围,委婉地表现了部分女性过分依赖于自我的情感世界,事不关己时可以从容应对,而一旦身陷其中,就会对残酷现实变得麻木无知。文章有着对胡太太善意的嘲讽,但更多的则是对女性生活无奈的同情。在朵拉的小小说中,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面对各色女子,浅吟低唱的字里行间,时时凝结着作者丝丝的悲剧情愫和淡淡的批判意识,这份清醒,已经没有了对人倾诉时的激动失声,却是安静聆听后的无奈叹息。  

除了写作,朵拉还有诸多才艺,画画、书法、园艺、茶道等等,无所不通。尤擅作画,上世纪80年代即投入水墨画创作,曾在多国联展。一个随缘的女子,一手写作,一手绘画,生活应该是左右逢源。但在现实中,朵拉自认为与庸常的人际交往有些格格不入,“见人和办事碰壁后,试图找一种主义来研究,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成长的方式,最后选择了女权主义。”所以,对女性命运的抗争和自由权利的追求,是她作品的一大特色。


     小小说评论家刘海涛说:“朵拉的艺术个性中最惹人眼目的是她始终如一、顽强执著地表现一种现代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真心实意地维护女性独立的人格尊严和生活阵营。”不过,阅读朵拉众多女性题材的作品,感觉她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女权主义者,她没有西方女权主义那样强烈的女性独尊倾向和女权膨胀意识。她笔下的女子,一方面有抗争,一方面又有自审,作家只是以自己的女性身份来辩证地探讨女性心理以及她们的生存状态。

在她的小小说中,《自由的红鞋》和《不合脚的鞋》同样以鞋为题,同样写的是红尘男女之间的分分合合,不同的是,《自由的红鞋》写的是一个女性的故事,红色是一种诱惑,象征着女性所有的个性展示和自我解放,因为红鞋子的出现,婚姻失败。但在作品结局,朵拉这样描述这位喜欢红鞋的女子:“我耸耸肩,我想穿我喜欢的鞋子,不管那是什么颜色,不论它多么吃脚,那是我个人的事。”其不愿依附于男人而追求独立、追求个性自由的意识呼之欲出。而《不合脚的鞋》写的是一个男人的故事,恋爱中的男人陈立友为了迁就女友,买了一双自己不喜欢的鞋子,最后还发现并不合脚,决定“不要再委屈自己”,将鞋丢掉。也许,前一篇作品还可以看作是朵拉推崇女权的一个注脚,那后一篇作品,则是对这种矫枉过正的女性立场的一种反诘。其实也不难理解,朵拉是一个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东方女性,如果单单以西方文化的女权主义来进行观照,显然还远远不够,应该说,她表现的是现代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

与其他女性作家张扬自我独立意识的不同之处,是朵拉在爱情小说中渲濡的认识和体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经验的积累而有一个极为清晰的变化轨迹。《问情》中有一篇《变》,这篇早期创作写了4位少女走向生活前后的浪漫情怀和世俗变化。瑜华婚后的思维、语言、行动全以丈夫为中心,绣方婚后也走上了与瑜华相同的道路;于是最开朗的悦之发出了一句思索已久并促人深省的诘问:“是不是所有的女人一结了婚就会变成这般模样?”这句话可以看作是朵拉从身边的日常生活中对妇女的命运与地位产生的最初的觉醒意识。
      从《问情》到《十九场爱情演出》,可以看到朵拉的创作个性逐渐成型。无论是恋爱前后的少女,还是结婚前后的少妇,朵拉那种追求现代女性人格的完善,那种张扬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的艺术形象,越来越鲜明地站立在我们眼前。走向成熟的朵拉虽然在爱情故事的类型上比过去更加丰富多样,虽然在艺术手法和叙述技巧上能够超越早年的单调和幼稚,然而她始终如一并不断强化的“女性自主”的基本母题却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作家那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艺术之魂。

再回到朵拉对文学创作的阐述,她说:“开始写作是为了寻求听众……觉醒以后,文学创作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房间。”或许,这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最真实的朵拉。无论是倾听还是聆听,无论是女权的自由权利还是追求性别的真正平等,又或者是她的绘画里表现出来的对大自然由衷的热爱,到最后,都是她自己得以避世的一间房子,就像是她一个人的乌托邦,因为真诚,也就能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朵拉坦言:“文学是人学,也是情学。无论小说、散文和诗,描述的都是人,都是情。”尊重情感、珍视情感、理解情感的朵拉,用她一颗纯洁美善的心灵观察大千世界,在浮沉跌宕的人间沧桑中,在纷飞喧嚣的风尘岁月里,以坚定而执着的信念建立起彰显自我、抒发自然、追求自的文学灯塔,在苍茫汹涌的波涛中,为那些乘风夜航的人们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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